一、马克思：报刊哪有自由和独立？无私的研究都让位于了资本豢养的文丐的争斗
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对报刊抱有很高的期待。1842年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那时候他觉得，自由的报刊应该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是独立于官僚和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种权力”。
但现实很快打破了马克思的期待。他主编的《莱茵报》，因为说了太多当局不爱听的话，1843年4月被普鲁士政府直接查封。这件事让马克思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资本说了算的社会里，报刊想当“第三种权力”，基本上是做梦。
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写道：“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政治经济学，但放在舆论场上完全适用。“资本豢养的文丐”这个词儿，把资本控制言论的套路说得透透的——不用直接下命令，谁给钱、谁养活，报刊主编们就自然知道该说什么。判断的标准就一条：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二、恩格斯：资产阶级报刊的“卖身投靠”
恩格斯晚年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批判更具体。恩格斯在1894年10月27日致意大利《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里说：“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正在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于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必须设法为它提供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对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意大利政府镇压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报刊配合政府散布谣言，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导请求写公开信进行驳斥。
“卖身投靠”这个词很直白：报纸要活命，就得靠资本;靠了资本，言论的边界就由资本说了算。恩格斯还说过，资产阶级报刊“为金钱而写作”，它们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出卖自己的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评价这样的报刊是“爬虫报刊”，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但是由于恩格斯带领的正义之士对资本和反动当局豢养的低劣报刊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爬虫”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一事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583页)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恩格斯把这个问题点得更为清楚：“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政治权力靠金钱，舆论权力当然也靠金钱。
恩格斯还有一句特别干脆的话：“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648页)
三、列宁：资本对报刊，不是“影响”，是“霸占”
列宁把这个问题推到了一个新高度。1917年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里写得非常明确：“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注意“霸占”这个词。列宁直接说“霸占”——这不是影响不影响的问题，是统治的问题。印刷厂、纸张、发行网络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所谓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资本的自由。
那怎么办?列宁继续说：“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核心思路就一个：打掉资本的钱袋子。列宁特别提出“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他观察到，欧洲很多免费报纸全靠广告活着，发行量能达到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广告收入一断，资本家控制的报纸就活不下去，“卖身投靠”的经济动机就从根上被抽掉了。
列宁还给社会主义出版自由下了一个定义：“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这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不是资本的自由，应该是每个公民团体都能平等使用出版资源的自由。
当然，列宁这套想法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遇到了很大阻力。《关于出版的法令》在《真理报》上刊出后，立刻引起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他们利用一些没有被关闭的报刊公开批评甚至指责苏维埃政府的法令是错误的，同时还煽动印刷工人罢工，虽然最终罢工因为多数印刷工人不同意而没能举行，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此，列宁称：“我们早些时候就声明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维护沙皇制度的报纸就被封闭了。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四、小结
从马克思的“资本豢养的文丐”，到恩格斯的“普遍的卖身投靠”，再到列宁的“资本家霸占报刊”，三位导师的论断一脉相承：
第一步，马克思揭示了机制——资本不用直接管你写什么，它用钱筛选人。谁听话谁活，谁不听话谁死。
第二步，恩格斯点明了性质——这不是个别报纸的问题，是整个资产阶级报界的普遍状态。拥有“出版自由”的其实只有资本。
第三步，列宁给出了定性——不是“影响”，是“霸占”。根子在所有制，不在道德。
他们的论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舆论工具归谁所有、为谁服务，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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