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10月3日
稿件种类：重要消息
译者：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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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中央书记С.П. 奥布霍夫
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缺乏平衡的社会整合、缺失反馈的政治体系
对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结果开展的初步分析，使我们能够提出若干关键结论，而这些结论并不取决于计票过程中的具体变化，也不取决于中央选举委员会结果显示屏上各项得票数据的升降。
1.主要结果：选举没有成为单一意义上的“全民公决”，而是呈现复合形态
2026年的竞选活动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外部压力、网络攻击、法律施压和信息挑衅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展开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埃·帕姆菲洛娃在竞选活动启动前就将其称为最为复杂的一次选举，而实际进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1.1.然而，最主要的政治结果并不体现为投票率，也不体现为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的得票比例，而在于这次选举没有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全民公决”，尽管竞选过程中始终着力强调，应当将选举转化为支持总统所支持政党的全民公决。这个因素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最终仍然呈现出复合形态。
一方面，选举明确体现了“特别军事行动”及同西方对抗条件下的社会整合。
另一方面，同样难以否认，选举也表达了针对统俄党及其社会经济政策方向的抗议;而且，这种替代性选择包含着明确的建设性动力，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密切相关。
1.2.对选民政治冷漠程度的估计偏高，因为在若干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及莫斯科、圣彼得堡，已经出现了选民的自主政治动员。星期日的大规模投票表明，民众不仅愿意采取行动，而且相信选票能够发挥作用;然而，当局在提高投票率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未曾预料的参与积极性。在全球性对抗条件下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并不等同于支持统俄党;这种政治支持的分化，可能成为未来数年最主要的政治议题。
2026年国家杜马竞选活动没有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全民公决”，而是同时包含围绕“特别军事行动”形成的社会整合，以及针对统俄党及其自由主义政策方向的抗议。围绕亚博卢党及其既有选民基础形成的局势，构成了本次竞选的重要悬念;与此同时，俄共提出替代方案及主要论述框架所形成的建设性动力，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因为这些内容已经进入所有政党的竞选议程。
2.历史背景：脱离苏联发展轨道的35年及其现实结果
自苏联解体和当代俄罗斯形成以来的35年间，国家治理体系与执政体制经历了一系列连续转变;截至202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否定了20世纪90年代动荡时期确立的若干基本原则。
具体而言，亲西方政策转变为反西方政策，而且自2022年起，所有将自身定位为亲西方的力量均在国内政治领域受到排除;国家不干预经济的原则转变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国有化程序重新配置大型财产;缺乏约束的民主化转变为政治管制的强化;对背离国家利益行为的推崇转变为国家正式倡导的爱国主义;有意排斥思想指导的立场，则转变为对“国家理念”的急迫探寻。
然而，以下基本状况并未改变：私人和国有公司及相关机构继续剥削人民;最大的企业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继续将国家机构用于自身利益;经济继续具有寄生性的信贷—投机特征;人口发展继续呈现消极趋势;腐败程度仍然较高，以至于“在俄罗斯，腐败不是治理体系的附带代价，而是维持其运行的基本结构”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概括。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2026年选举的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这一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基本支撑结构仍然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同西方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爱国主义转向”，已经不仅影响对外和国内政治进程，而且延伸至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因此，宣传和实现国家自主发展、建立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以及推进具有实质内容的文化建设，已经获得有利条件，而这些理念也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必须承认，普京及其政策方向获得广泛支持，恰恰与利用这些理念，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转向目前仍停留于表层的“再苏维埃化”有关。执政体系内部被概括为“第五纵队”的力量，正在积极试图遏制这一转向;与此同时，正是上述社会主义理念的广泛影响，促使现行当局严格限制俄共的政治影响力。
尽管政治言辞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正在变化，但体系的基本支撑结构尚未改变，而选举同样不能脱离这一条件。
3.克里姆林宫是否正在重塑议会制模式？
2020—2022年，一种新的现实已经清晰形成：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初始制度原则受到否定的程度，已经超过受到维护的程度，而这一变化促使克里姆林宫重新调整议会制模式。在这里，同样可以观察到一种复合形态：从外在形式看，它仍然仿照西方制度;从实际内容看，其运行则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经采用的、围绕执政党组织人民阵线的逻辑，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多党制模式就是明显的参照。
2024年具有“全民公决”性质的总统选举，对于执政党而言进展顺利;现任总统不可替代的政治形象得到巩固，并且获得了实施广泛变革的充分授权。
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是首次在战时条件下举行的杜马选举，其特殊重要性正在于，它将为“处于战争状态的新俄罗斯”组建议会。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在宪法继续存在的同时，越来越广泛地引入战时规范与观念的“战时俄罗斯”阶段，将持续较长时期;而且，即使“特别军事行动”结束或冻结，俄罗斯同欧洲国家乃至整个北约的对抗，也可能逐步进入更为尖锐的阶段。
与此同时，选举在后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意义早已发生变化：在俄罗斯联邦形成时期，选举即使并不公正，仍然具有决定权力归属的作用;如今，选举则主要用于确认既有权力的政治合法性。不过，政治事务管理人员的某些行动正在重新损害这种合法性的基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情况尤其如此。选举结果的主要受益者，也已经不再是寡头集团本身，而首先是国家官僚机构。
选举立法已经过重新调整，以至于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再发挥最初设想的作用;在政治事务管理人员看来，民主选举程序越来越像是20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进程的制度形式。
“在俄罗斯联邦形成时期，选举决定权力归属;如今，不发生更替的权力则仅仅通过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确认。”
4.结果剖析：预先确定的格局与行政资源的限度
显然，本次选举的组织方式，使统俄党尽管在各类支持率调查及官方出口民调中的表现都相当有限，仍然通过不受约束的手段取得了全面占据多数的结果，并且赢得了大多数单一议席选区。与此同时，俄共、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和新人党能够进入新一届议会，也没有受到实质性怀疑。
政治事务管理人员和选举组织者顺利确保统俄党取得超过修宪门槛的议席多数;从操作层面看，只需在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51%的选票，并在单一议席选区获得200个以上议席，就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权力体系进一步显示了某种额外的承受能力，使统俄党在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58.22%的选票，并取得几乎所有预定由该党赢得的选区，合计209个。即使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抬高统俄党过高的得票结果，行政体系仍然持续运作，排除政治领域中其他形式的活动;高度依赖既有运行惯性的体系往往如此，一旦运行机制被充分启动，就可能超出最初推动者的控制。
即使已经认识到若干系统性约束因素，使当局不宜继续追求更高的统俄党得票结果，政治事务管理人员也没有停止相关行动。这里涉及成为本次竞选主要事件的两场危机，即燃料、特别是汽油供应危机，以及若干地区因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形成的安全危机。执政党过高的得票结果，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不过，这一推断仍需通过焦点小组研究加以检验。
与此同时，在本次选举中，行政体系从技术上能够使俄共取得8%至18%范围内几乎任何一种结果，但显然不会使其达到最近几日独立社会调查记录的20%至22%的支持率，也不会使其超过2021年的选举结果。
要说明俄共的结果可能受到相当程度的压低，甚至被置于自民党和新人党后面而降至第四位，不仅需要回顾上半年利用社会调查结果对俄共施压的活动，而且应当注意计票末期公正俄罗斯党得票结果的急剧异常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就连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也曾宣布，该党未能跨越5%的议会准入门槛;然而，随后出现了行政干预与选举结果调整相结合的所谓“奇迹”，仅对俄共而言，就使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公布由该党取得的杜马议席减少了10%。
现在可以看出，直到杜马竞选活动中期，相关方面仍在积极而强势地研究将俄共彻底边缘化的方案，并为实施这一方案准备舆论条件;然而，在燃料和安全两场尖锐危机背景下，俄共支持率显著上升，似乎使这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案暂时未能得到直接实施。
在这种条件下，俄共取得现有结果并稳固保持第二位，构成了该党在本次选举中取得的积极成果;但这一成果是在原有较高选举支持基础有所收缩的情况下取得的，不能成为党因“我们是主要反对力量”而自满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因“我们无法完全维护实际选举结果”而陷入消极的依据。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对新时期政治现象的分析，并理解这些变化对未来十年提出的任务。
“在原有选举支持基础有所收缩的条件下取得的积极成果，不应使党满足于现状，也不应导致消极判断，而应促使党认真分析新时期的变化及其新趋势。”
5.竞选技术：限制准入、远程电子投票与深度伪造
本次竞选活动表现出以下特征：通过法律程序施压并取消候选人资格;多数政党的竞选策略趋于去争议化，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尖锐批评;通过集市、知识竞答和“百万奖品”等活动将重点集中于提高投票率;积极使用神经网络、深度伪造技术和Telegram平台;莫斯科电子投票遭受网络攻击，部分地区的远程电子投票出现故障，例如别尔哥罗德州;大规模拒绝俄共观察员进入投票站选举委员会，涉及人数超过1500人。
针对俄共采用的“最简便、最可靠”的结果调整方式，就是以各种理由直接拒绝俄共观察员进入投票站;这一做法总共涉及1500余名共产党观察员，发生地点包括沃罗涅日州、列宁格勒州、秋明州、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市、萨马拉州奥特拉德内市、奥伦堡州布祖卢克市等。此次使用这一方式，更多是为了针对当局不愿接受的具体候选人和俄共地区名单组，而不是为了全面消除该党的选举成果;不过，应当认识到，这种方式未来可能被更广泛、更系统地采用。
“第1783号投票站选举委员会相关人员的表现及其运作失范，体现在他们违反现行法律，拒绝我以候选人身份进入现场;当时我身着军装，并佩戴部门和国家授予的勋奖。这种处置反映了他们对‘特别军事行动’及军装所代表身份的态度，而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官兵也应注意，返回国内后可能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阿列克谢·戈洛博罗季科，特勤机关退役人员、“特别军事行动”参加者、俄共提名的莫斯科国家杜马议员候选人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限制管理人员将俄共选票重新分配给统俄党及其附随政党，即自民党、公正俄罗斯党和新人党的主要因素，是俄共方面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在各级选举委员会开展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使该党同处于第二层次的其他政党保持了明显的得票差距。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被用于制造存在大规模违规行为的印象;挑衅活动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因为除批评和虚假信息以外，还加入了行政压力，甚至恐吓手段，而这些做法既损害对选举的信任，也给整个政治体系带来风险。
6.远程电子投票：选举结果调整机制及其削弱选举合法性的重大风险
自俄罗斯于2019年引入远程电子投票以来，俄共专家和独立专业人员始终指出两项根本性问题，即结果缺乏可核验性，以及系统在技术上缺乏可靠性。
第一项风险在于，无论选民、观察员、选举委员会成员还是政党，都无法充分核验远程电子投票的结果。七年的实践显示，联邦远程电子投票系统，尤其是莫斯科系统，存在系统性偏差;对于莫斯科远程电子投票，尚无足够数据能够有说服力地证明，公布的结果同公民实际表达的意愿相对应。然而，当局明确拒绝将系统缺乏透明度及执政党得票结果可能被抬高的问题，视为需要解决的事项。
第二项风险是技术故障可能使公民失去投票机会。莫斯科远程电子投票系统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曾发生严重故障，随后通过人工干预恢复运行，但部分数据已经丢失;2020年、2022—2024年及2026年虽然没有记录到大规模信息丢失，却经常出现电子选民名册停止响应的情况，持续时间从半小时至数小时不等。这些故障导致排队等候，数千名莫斯科居民未能投票便离开投票站。例如，2026年9月20日，排队情况一直持续至20时，部分选民未能行使投票权;在拉缅基区第2787号和第2788号投票站选举委员会所在地等候数小时的人员中，就包括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伊·伊·梅利尼科夫。
这类故障不仅损害选举权，而且削弱公民对选举及国家履职能力的信任，并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冷漠。
相关规则规定，在技术上无法使用电子选民名册时，选举委员会应当改用纸质名册;然而，莫斯科市选举委员会从未适用这一规定，因为它并不承认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故障。
联邦远程电子投票系统的问题更多表现为局部故障，但同样可能影响选举结果。2023年，涅涅茨自治区第一天的远程电子投票结果被有依据地撤销，随后却违法安排了重新投票;原因在于，部分选票被宣布无效后，如果不重新开展完整的选举活动，法律并不允许同一批公民再次投票。
2026年9月18日10时53分，别尔哥罗德州罗韦尼基市政区的国家杜马单一议席选区选举，突然停止接收电子选票。远程电子投票地区选举委员会承认发生技术故障，但没有撤销投票结果，而是决定进一步通知公民可以前往投票站投票。因此，系统故障的事实虽然得到承认，却没有作出撤销该地区远程电子投票结果所必需的法律决定。
在莫斯科州德米特罗夫选区的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彼尔姆市杜马第4选区的选举中，远程电子投票结果记录已经获得批准后，其中的数据仍以“发生技术错误”为由被更换。相关方面既未向远程电子投票地区选举委员会成员解释错误原因，也未提供足以保证新数据真实可靠的依据;俄共代表叶·弗·德罗兹多夫因此建议宣布结果无效，但未获委员会支持。
近年来，组织者将系统性故障解释为黑客和外国情报机构攻击的结果;然而，莫斯科远程电子投票系统早在2019—2021年就已经出现同类问题，当时这些问题被公开称为“系统建设初期的问题”。此后多年，电子选民名册停止响应及其他反复发生的错误始终没有得到消除;莫斯科系统和联邦系统故障表现的相似性，首先指向系统内部存在的缺陷。
俄共也曾多次警告外部干预的风险，因为许多公民使用西方制造的设备及外国软件投票，而俄罗斯远程电子投票系统的硬件与软件尚未完成全面的国产替代。组织者声称已经具备抵御攻击的能力，但每当故障再次发生，均无人承担相应责任。
关键错误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委托方和开发者不愿承认其存在。选举委员会担心损害选举合法性并承担责任，而在问题未获正式确认的条件下，开发者也不会得到全面修复系统的任务和资源;因此，实际采取的不是深入的系统改造，而只是临时性补救措施。
当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项目交由私人机构或地方精英主导时，责任缺失会进一步加剧。联邦远程电子投票系统在启用的第一年就已经显示出比运行时间更长的莫斯科平台更高的稳定性，尽管联邦系统本身也并非不存在严重风险。
俄共代表始终坚持，国家投票系统应当由联邦层面组织开发并实施监督，不应将其地方化;在规模最大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依靠地方电子系统举行联邦选举，在法律和政治上都缺乏合理性。
7.新人党、亚博卢党与体制内自由派
新人党的公共关系宣传值得警惕，因为该党已经开始积极将西方的全球主义叙事引入俄罗斯。例如，弗·达万科夫已经宣布，将强力推动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案;该法案被原文作者认定为具有损害家庭制度的取向，因为它将家庭作为整体的利益，以及家庭制度作为国家基础性因素的作用排除在考虑范围以外。
根据若干报道，新人党在海外投票站取得的结果，远高于俄罗斯境内公布的官方结果;与此同时，在纸质选票投票中，该党的结果仍更接近5%，但其得票却通过远程电子投票受到引发严重争议的抬高，从而进一步减少俄共已经受到削减的选票。
亚博卢党的候选人名单进入了诺夫哥罗德州杜马，这将使该党获得明显的制度便利，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政治信号：权力体系内部某个派别未来可能重新需要该党的政治立场。
亲西方政治力量正在形成的布局，可能带来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部分政治事务管理人员在实现当前社会整合，并促使民众相信问题能够通过自身投票得到解决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进一步引发广泛失望的条件。在统俄党全面占据主导地位，并积极推动体制内自由派进入权力体系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力量即使不能被称为“外国代理人”，也至少表达了明确选择迁居海外者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一过程就会进一步形成新的分化因素，并加剧国家体制的功能失调。
“在统俄党极高支持率所形成的、表面强势而内部空心化的政治结构庇护下，体制内自由派以及新人党中的活跃亲西方力量正在被纳入权力体系;这些力量已经宣布，将通过削弱家庭制度开展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与此同时，亚博卢党也在重新活跃，某种未公开显现的力量给予了该党‘第二次机会’。”
8.专家评价：缺乏反馈的政治力量
关于选举结果的专家评价集中于一个共同判断：体系显示了力量，但这种力量本身也引发了担忧。
有关选举结果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许多表达鲜明的评价，例如：“这是一种力量展示，展示的是俄罗斯联邦行政体系完全机械化、强制性且拒绝调整的力量;它无法感知其所治理国家的现实状况，也无法感知社会痛苦与应有的道义责任，甚至可能根本不愿作出这种感知。”
关键问题在于，通过实际投票形成的社会反馈，能否传递到最高决策层;还是经过人为塑造的第二重现实，也在这一领域取代了实际情况?
支持执政当局的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康斯坦丁·科斯京近日在一次讨论中，对相关处置表示肯定，并指出本次竞选中当局遇到的“黑天鹅”事件“相当多”，而“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执政党，较为有效地应对了这些‘黑天鹅’，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基本选民群体”。
选举结果确实确认了俄罗斯既有权力体系的稳定性：9月选举最终形成的结果参数，同4月已经提出的目标一致。
9.执政党的支持基础空心化：缺乏平衡的社会整合
在选举条件下，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俄共实现了社会整合，因为大量民众响应俄共的呼吁，于星期日前往投票站。然而，现有政治事务管理人员并未据此建立政治平衡，而是首先将体系固化为一种表面强势、内部缺乏实质支撑的空心化结构。与此同时，多数居民知道，自己并未投票支持再次取得修宪多数席位的统俄党，或者只是在行政劝导下服从了投票要求;这意味着，权力同人民的内在疏离将继续发展。具有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居民，不仅从调查中，而且从自身经验中看到，俄共实际获得的选票明显多于最终为其设定的结果;这一情况对于大城市及莫斯科、圣彼得堡尤其重要。
相应地，总统本人再次成为权力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在宣传人员的作用下，总统支持率却被等同于统俄党58.22%的官方支持率。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普京领衔统俄党、支持“普京计划”为主要动员内容时，该党的支持率要高得多，达到64.3%。普通选民未必能够对这些统计比较作出评价，但对于具有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公民而言，信号已经明确：统俄党试图借助总统的支持基础，并未重现2007年的历史结果。
还应再次强调，在这种空心化支持结构内部，体制内自由派和新人党中承载全球主义议程的力量正在被纳入;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削弱家庭制度开展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而某种未公开显现的力量也再次给予亚博卢党机会。
如果这一空心化支持结构发生瓦解，新人党和亚博卢党的相关力量似乎被预定为进入政治活动中心的替代者;正是为此，相关方面才试图以最大程度、甚至公开引发争议的方式压低俄共的结果，尽管俄共目前已经发挥了防止社会失稳的作用。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可抗力事件，原文进一步将俄共定位为具有建设性取向的爱国主义反对力量，并强调其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这种作用。
“我们认为，在统俄党空心化支持结构的保护下容纳新人党和亚博卢党的各种力量，同时公开削弱俄共及其建设性替代方案，构成了具有相当风险的发展趋势。”
10.若干结论
第一，2026年选举没有成为“全民公决”，而是呈现社会整合、抗议表达和建设性动力相结合的复合形态。
第二，社会并未陷入政治冷漠，对公正、社会保障和实质性反对力量的需求仍然存在。国家向左转变具有可能性，但我们必须防止这一转变被形式化，被无实质内容的讨论所替代，或被抽去实际内涵。
第三，体系正在削弱选举的实质内容，但目前仍然需要选举作为确认政治合法性的仪式。在尚未制定体现“法团主义”和“连带主义”时代特征的新宪法——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概括现有执政官僚机构的思想探索——并且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形成政治经验的世代仍然在世的条件下，选举或具有20世纪90年代特征的选举形式仍将保留。然而，选举目前的意义并不在于通过选票实现权力更替，因为公民实际上只能通过投票向当局传递调整政策的信号，而超出这一范围的目标尚无法实现。“圣彼得堡政治”机构的政治学者维诺格拉多夫，曾将俄罗斯选举过程的这种功能概括为：投票支持俄共，是选民向当局表达不满并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方式。但那些确信自身拥有充分支配能力的政治事务管理人员，是否愿意接收此类社会信号?
第四，统俄党取得了修宪多数席位，但没有因此获得不受质疑的政治合法性。统俄党在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58.22%的选票，即140个议席，另在209个单一议席选区获胜，占此类选区的92.9%;这一结果更多体现行政资源的作用，而不是人民信任的程度。执政党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燃料危机和安全危机持续存在，并叠加物价与住房公用事业收费上涨、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退化等传统社会矛盾的条件下。
第五，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和总统，并不等于支持统俄党，而政治支持的分化构成当局面临的关键风险。抗议的潜在基础仍然存在，并且可能被动员起来。
第六，权力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总统，而较少依靠议会。执政党的支持基础空心化，体现了缺乏平衡的社会整合，而人民同权力的内在疏离仍将持续。
第七，俄共在系统性行政压力以及行政调整机制被普遍运用的条件下，保持了第二位。这构成了一项积极成果，但却是在既有选举支持基础有所收缩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而该党仍然是主要反对力量。同时，不能忽视，在竞选过程中，有关方面曾再次试图将俄共彻底边缘化，并迫使其请求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但共产党的政治对手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第八，俄共的主要资源是干部和选举观察员。积极选民在星期日大规模前往投票站投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选民明确拒绝使用现场电子投票设备及远程电子投票，加上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共同使俄共同处于第二层次的其他政党保持了显著差距。1500余名俄共观察员被拒绝进入投票站，这一情况提示党必须将不断增加的未来风险纳入考虑。
第九，俄共需要实质性改进纲领的阐释和传播方式，并根据迅速变化的现实对纲领作出完善。尽管该党自2008年起向社会提出的纲领性理念仍然具有现实需求，而且尚未得到实现，但这些理念形成于克里米亚问题进入新阶段、新冠疫情及“特别军事行动”以前，因此迫切需要重新认识新的政治经济现实。权力体系和当代俄罗斯社会积极转型的新时期，要求俄共为社会发展议程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第十，新人党和亚博卢党受到执政阵营内部某个派别的特别支持。新人党的结果通过远程电子投票被抬高，而亚博卢党则获得“又一次机会”，其目的被解释为在适当时机，使这些力量取代爱国主义力量进入政治活动中心，其中也包括取代由俄共代表的左翼爱国主义替代方案;原文将这一过程判断为不利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风险趋势。
第十一，政治学者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对公正俄罗斯党选票的调整认为，该党可能形成依靠额外照顾才得以进入新一届杜马的政治声誉，并将这种后果理解为超出一般选举失利的损失。然而，集体政治记忆具有碎片化和片段化特征，公众可能忘记该党如何在额外照顾下进入杜马，但它在议会中的党团仍将存在五年。
结语
本次竞选表明，社会并未陷入政治冷漠，对公正、社会保障和实质性反对力量的需求仍然存在，而曾被试图排除出主要政治力量范围的俄共，也表现出自身的政治主体性。如果该党能够在选后时期继续掌握相关议程，整合左翼爱国主义力量，并切实回应劳动群众和社会基层民众中多数人的需求，同时回应具有一般抗议诉求的小资产阶级选民的需求，那么它就可能在经历这次十分艰难的竞选后增强自身力量。
对选举的信任是一种脆弱的政治资源，而在投票站选举委员会所在地排队的选民积极、明确地拒绝通过电子投票终端和远程电子投票投票，正是这种脆弱性的直接表现。通过观察员无法有效监督的连续多日投票，以及围绕选票防拆封存袋、选民名册和成批预先勾选的选票展开的可见选前操纵来消耗信任，体现了对长期后果考虑不足。
执政党外在强势而内部空心化的信任结构，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期，但不可能无限持续。本次选举留下的主要问题，是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通过选举反馈机制听取社会发出的警示信号，以及权力体系是否会作出必要的人事调整;如果没有，随后形成的政治现实可能比当前更为严峻。
撰稿：
谢·帕·奥布霍夫，政治学博士
亚·米·米哈尔丘克、伊·米·库普里亚诺娃
亚·米·博加乔夫，心理学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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