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10月初的同一周之内，两个国家的学生互不相干地各自完成了一组动作。地球的那一端是：法国的中学生们走上街头，旗帜、标语、被预先组织起来的队列、洋洋洒洒的新闻，以及一群被称为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的中间人，使他们愤怒获得了一种可辨认的形式。地球的这一端却是中文互联网上一串私下流传的数字：在()()()?它的真实性在此并不构成论证的前提，而当这一个事件只能以流言的形态存在，它就同时失去了被核实与被遗忘的资格，被永久地悬置在一种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的中间状态里。
我们说，这两组画面之间隔着的并不只是国境线，也不只是一套可比较的教育制度，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学生应当如何存在的设定。这一点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可我们的第一反应几乎总是要跳到道德评判上去：为什么他们敢而我们不敢?为什么条件优渥的人反而走上街头，而处境更艰难的人却保持沉默，甚至把沉默解释成坚韧和“民族品德”?我们说，这一类问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因为它暗含着一个前提：那些没有走上街头的人，即我们，原本是有所出路的，只是被认为是在怯懦与勇气之间做出了选择。可如果那扇门从未存在过呢?如果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根本没有“反抗”这个选项可供挑选——甚至不是被禁止挑选，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选项?
我们的人民真的被刻意地抽离于所谓的“自由”吗?可是，答案很可能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下过这道命令。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讲。
让我们先去往法国尚被称为“旧制度”的那几个世纪。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在行政技术的层面确实已经相当接近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总督(intendant)由王室任命，王权渗透到外省，一套文书与税收的机器运行得井井有条。托克维尔后来便以之为据，断言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乃是旧制度的直接延续。然而，行政的集约与权力的唯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在旧制度之下，与绝对王权并存的是一整套它从未真正消化掉的旧主人：贵族阶层仍保有免税的特权，教会有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土地与什一税，各省保有各自的习惯法与三级会议，行会垄断着手艺的传授，显贵家族盘踞在形形色色的职务与年金之中。王权越是想把这些力量收拢，就越需要向它们出让特权作为交换——于是被削弱的是贵族的政治职能，被保留、甚至被膨胀的却是贵族的种姓特权。正是这个错位构成了法国的旧制度最基本的病理：握有权力的失去了合法性，保有特权的失去了责任。
这些中间团体并不是王权的对立面，而是王权赖以维持自身所必需的外因。国王需要一个可以征税的贵族，需要一个可以主持地方事务的司法官体系，需要一个可以替它把信仰解释给人民听的教会;与此同时，这些团体又各自握有国王无法无偿取走的资源与人身依附。这是统治阶级中一种彼此需要又彼此猜忌的共生关系，一种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它从内部防止了任何一方把自己宣布为全部。而它对王权自身所产生的那个著名的、几乎是病理性的后果就是王室负债。国王缺钱，但他不能向自己征税，他必须去和那些握有资源的人谈判、收买、交换——于是绝对君主制在它的财政根基上，恰恰是最不绝对的东西。它拥有一切名义，却缺少一项现代主权最基本的机能：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可计算的财政收入。
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成就正是把这套缠绕的关系一刀斩断。它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废除了贵族的特权，取消了行会，把地方习惯法统一成成文法，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建立了新的公民身份。就形式而言，这是一次空前的中央集权化：国家第一次直接面对每一个个体，不再经由任何中间团体的转手。可在这一空前的集约之后，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之内的结果——革命者们发现自己需要不停地发明新的罪名，需要颁布嫌疑犯法令，需要把成批的人送上断头台，才能维持这一套崭新普遍意志的表面一致。是啊，当我们把所有的中间组织都打碎了，社会就不再有任何一个可以替你承担不满的缓冲层;所有的怨恨都将沿着最短的路径笔直地射向那个唯一被剩下的东西。雅各宾专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之内只有一个权威”这一命题被推到极端之后的必然形态。恐怖政治就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必然的内在逻辑。
而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还不止于此。大革命把“国家”与“社会”这两者的边界彻底划开了。从此以后，国家成了一个有自己利益、有自己机器的独立存在，而不再是领主、教士与国王的某种混合体;与此同时，社会内部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不是依据血缘与身份的等级，而是依据财产与劳动的关系。这个新的、赤裸的阶级结构，因为没有旧制度的那些缓冲层了，就变得格外锐利、格外难以安抚。于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法国政治的全部张力便落在了这一对矛盾之上：一方是一个强大到足以动员整个社会、甚至实施征兵的国家，另一方是同样强大、且同样拥有合法性的市民社会与阶级组织。两者谁也无法吞掉谁，因此它们只能反复地、周期性地重新划分彼此的界线。
于是我们看到，法国人在革命之后更换了十六部宪法，每一次政体变更都伴随着对议会门槛、对选区划分、对两轮多数投票制的重新设计;而每一次重新设计，又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打开过一扇门。一九八六年，国民议会临时改用比例代表制，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便一举获得了三十五个席位——这扇门随后被迅速地关上，重新改回两轮多数制;可那一届议席却留了下来，一个原先被隔离在政治体系之外的力量就此被制度化了。这个细节看似琐碎，它说明的事情却极有分量：制度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可能在不经意之间生产出它本想排除的东西。
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那样一种无法一方独大的巧妙平衡，也导致了法国劳动领域所保有的那种近乎宪法的地位。一八八四年法律首次允许工会存在，一八九五年法国总工会成立，而一九〇六年它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罢工;而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宪法，罢工权被写入序言，成了共和国所承认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不是说罢工从来不被压制——它甚至常常被压制，有时被镇压得非常凶狠——而是说，即使在被压制的时候，压制本身也必须以法律的语言来陈述。工会有它自己的金库、自己的报刊、自己的地方支部、自己的谈判资格———不被任何法律所称之为“非法”;它的领导人可以坐在与政府和资方对等的那张桌子边上。当二〇二三年那场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动员席卷全国时，政府和政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秘密处理几个头目”，而是与工会进行反复、公开的讨价还价——因为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可以单方面宣布对方非法。
中国人同样难以理解另一点：法国的公立教育体系，即便同样是为阶级再生产而服务的，但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却常常是作为一套去建制化的工程建立起来的：一八八二年的费里法、一八八六年的戈布莱特法把“建制的”宗教教育逐出公立学校;一九〇五年的政教分离法取消了国家对任何教派的承认。这套被法国人称作“世俗性”的建制的初衷却是不让任何一种世界观垄断知识：教师是国家的公务员，但国家的角色被严格限定为提供一套中立的公共空间，而不是替学生规定终极价值。这套建制当然有它自己沉重的压抑性——它把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它在关于头巾与宗教标志的争论中表现得相当粗暴——可它的结构位置却是清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因此被划开了一道界线，使得教育不可能被还原为国家意志的直接传导。这是“国家强大”与“国家唯一”之间最重要的那个差别，即是否全面垄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另外反常识的是，“革命”在法国作为一种政治传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所确立的政治神学里，革命是共和国的正当性来源本身。攻占巴士底狱、一七九三年的起义、一八三〇年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这些事件不是被当作骚乱来书写的，而被写成了共和国的奠基仪式。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只要它想宣称自己合法，就必须援引这条传统、把自己叙述成这条脉络的继承者。革命本身就被建制化地建构起来了，因此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性——它把那些不愿接受这套共和主义前提的群体挡在了门外;另一方面，它也为一切反抗提供了现成的语言、现成的日期与现成的象征资本。每一个上街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履行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在破坏秩序(这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的极右派势力常常被压制)。一位法国网友甚至对(官方自诩为革命国家)的中国网友说：我们是革命的国家，我们的国歌以“公民们拿起武器”开头，而你们竟然对我们为了革命而拿起武器感到震惊?
最后还有一个，即法共自身的形成史。一九二〇年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以三千零二十八票对一千零二十二票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少数派另开一厅是为法国社会党，党就此分裂，法共随之诞生。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的构成：这是一场由民主表决所确认的分裂，一个少数派依照合法程序成为了一个新的多数，而少数派则保留了另立门户的权利。此后近一个世纪里，法共进出过政府，在一九八一年与密特朗的社会党联合组阁，一九八四年又主动退出了内阁;它参与过抵抗运动，在战后一度成为最大的共产党议会党团，此后席位不断萎缩，到一九八六年甚至跌到了与一个极右翼人物相当的水平。这可以说明它的制度化程度：它的失败是被记录在册的，是以议会席位、是以党代会表决、是以报刊发行量来计量的;它从来没有被当作“从未存在过”来处置。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并非没有“中央性”——它的中央行政、它的国家机器，在欧洲堪称最强大之列。它之所以没有产生出一个唯一性的、不可挑战的建制，原因在于权力的各个片段被分别锚定在了不同的合法性来源之上：国家握有行政与财政的垄断，却没有在历史中生成一种权利垄断;因此，工会有它的代表资格，政党有它的议会席位，教会保有它自己的一小块领地，法院自成一体，地方政府又另有一套由一九八二年《德费尔法》所确立的分权秩序。没有任何一个片段能够宣称自己是整体的唯一代表，因为它必须不断与所有其他片段进行交换，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另一端，我要比较的，是两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一端是中间团体被清除、社会被直接暴露于国家之下的形态;另一端则是国家与社会各自保有独立的、可以相互讨价还价的资源。而在这一比较之前，必须先做一个方法论上的声明：以下所述的所有机制，都不是「文化」的产物，也不是「民族性」的表达。它们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合流结果，而制度是可以被改变的——这既是分析的起点，也是分析唯一可能成立的落点。
中国的官僚制起源，并不比法国更早建立，而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处境中生长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生存竞争淘汰了那些仍然依赖血缘贵族的国家，留下来的全部采用了职业化的官僚治理;秦的统一把这套治理方式扩展到了整个疆域，郡县替代了封建，功名替代了世卿世禄。这一步在欧洲直到近代绝对主义国家才以近似的方式完成。而决定性的差别在于：取代封建贵族的那个官僚阶层，不是像欧洲的教士与贵族那样握有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资源，它的一切——它的职位、它的俸禄、它的法律豁免、它的社会身份——全部由中央授予，也可以由中央收回。这个阶层没有自己的土地基础，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它的意识形态是从国家认可的经典里学来的)。换言之，它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中间层：它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却不属于任何一边;它是国家意志的传导者，却也被授予了一整套关于荣誉、关于礼、关于秩序的自我理解，从而获得了相对的稳固性。
科举就是这个结构最了不起、最致命、最伟大的发明。它不止是一套考试制度。学习被规定为通往国家职位的前厅，知识的内容被限定为国家认可的经典，知识的评价标准被交给国家任命的考官，而知识活动本身则被交给一个由国家供养的博士—太学体系来主持。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时把科举文凭称作一种“享有受文化教育资格的证明”：通过考试的人，并不被确认为掌握了某项专业技能，而是被确认为有资格加入俸禄团体。这个区别的分量极大——它意味着知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可供它自我繁殖的价值，它的全部价值都必须经由权力来兑现。一个人读书，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为了进入那个发放身份的机构。
由此，一个极为特殊的循环闭合了。在社会的这一侧，做官所能带来的不只是俸禄，还包括土地、免税、荫庇亲属、法律上的优越身份;知识作为通往这一切的唯一门票，自然吸引了整个社会中一切有能力读书的人。在国家的那一侧，它发现通过垄断知识的标准，它就能垄断人才的选拔，从而把全社会中最有能力的人吸收进自己的体系，同时让任何不从属于这个体系的知识活动变得无利可图。这就是所谓的知识拜物教的真正含义，而我必须对它做一次术语上的停留，因为这个词若不送回到它严格的原意里去，就极易降格为又一轮反智主义的口号。
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附录里，马克思揭示的并不是“人们迷信商品”这样一个庸俗命题，而是这样一个倒错：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于是物仿佛天然就带着社会性，仿佛它自身便拥有某种魔力。倘若我们把它转译到知识上，这个命题就应当这样表述为：人与知识之间本来的、属人的关系——人创造知识、人使用知识、知识是人的思维的产物——被一整套建制抽离出去，被对象化为某种独立的、外在于人的、反过来支配人的力量。这个抽离的过程有这样三个可辨认的步骤。其一是制度化：知识不再是“我正在思考的某个问题”，而变成了大学里的某个学科、期刊上的某篇论文、文凭上的某个等级。其二是等级化：知识被排成序列，有了所谓硬科学与软科学、核心期刊与普通刊物、博士与学士，每一种等级都自带一整套不言而喻且直接与财富和地位绑定的尊卑。其三是商品化：知识可以被买卖、可以被计量，它因此获得了一个交换价值，而这个交换价值反过来遮蔽了它的使用价值。三步完成之后，一名本科生仰望一名教授，他所仰望的其实并不是后者“更有智慧”，而是后者手中所握有的那些制度化的知识资本——学历、课题、署名、头衔。那仿佛附着在教授身上的“魔力”正是建制的魔力经由个人身体的一次显形。
所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被神化了的从来就不是知识，而是垄断知识的那个建制”!所谓知识拜物教，准确地说，应当被改写为建制拜物教：人们跪拜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那道绑定关系。我们看，一名学生崇拜一张顶尖学府的文凭，他嘴上会说那所学校的知识更高级，可他真正渴望的其实多半就是那张文凭将要替他打开的、通向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那道门，因为他要的是绑定而不是知识。而这一层机制一旦成立，它就会进一步派生出它的第二个后果。
让我们回到新闻的核心。当一个省份有这么多孩子在同一学期里跳楼，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事情会见怪不怪地进行一个命名：它会被命名为“心理健康问题”，命名为“个别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命名为“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加强心理辅导”。是啊，这些表述在语法上无懈可击，每一个词都无可指摘;但正是在这种无可指摘之中，一种对于责任的置换完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处境乃至社会结构本身的命题——“他们为什么跳楼?”——被改写为一个关于个体的命题——“他们太弱了，所以才跳楼”。命名完成的那一瞬间，解决方案也就随之被决定：不需要改变那个让他们跳楼的处境，只需要在处境与个体之间增设一道缓冲垫，让缓冲垫来承接坠落，那样子就万事大吉了!当然，虽然这会被批评为“泯灭人性”，但毕竟我们的建制是识大体不拘小节的，“几条人命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是必要的牺牲”——我们如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建制最日常、也最不露声色的运作形态：没错，它不禁止提问，它只负责重新指定问题的主语。于是心理健康成了一个容器，所有无法被归因的痛楚都被倾倒进去，从而免于被追溯。而那个被倒空了的处境，则安安静静地恢复原状。与那种以暴力相威胁的压制相比，这种运作要有效得多——因为被命名为心理问题的人，不仅失去了愤怒的对象，还获得了一个需要自己克服的缺陷。他既是受害者，又成了自己的责任人。
命名的下一步是把全部生命押注于一条通道的单向化。高考，对于我们的同学，并不是众多出路中的一条，而是唯一的一条，这一点在口头上几乎无人承认，却在所有人的行为中被严格执行。当一个社会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压缩到只剩一张试卷，那么这张试卷就不再是一张考卷，而变成了一座生与死的独木桥，桥下是被小心遮住的。一旦桥本身成为唯一的生存条件，“质疑这座桥”与“放弃生存”就获得了相同的意义。于是我们这些在桥上奔跑的人不但不会质疑桥的结构，反而会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维护它：因为这是他全部的赌注所在，质疑即自毁。知识拜物教在教室里最朴素的样子，正是由此生成的——并不是有谁站在讲台上宣告“知识是万能的神圣的”，而是整个结构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抵押在一张纸上，押得越重的人就越没有资格质疑这张纸。
请想象这样一间教室——不，并不需要想象，只需要我们自己睁开眼睛看看就行了。身边的每一个人，既是共同承受着同一份压力的同类，又是你被淘汰的概率本身。录取名额是刚性的，这意味着你的同桌每多一分，你被甩开的可能性就增大一分。一个没有外部敌人的群体，由此被结构从内部撕开：它的每个成员都被迫与所有其他成员为敌，而那个真正的、隐而不现的筛选机制，则安安稳稳地退居幕后。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来实施分割，它让每个人自己动手分割自己，并且让这个分割看起来完全合理：这只是公平竞争而已，对吧。
由是，我们便可以正面回答那个最初的问题了：为什么法国学生能够走上街头，而中国学生不能?答案绝不是“他们更勇敢”。勇敢是一种个体品质，个体品质无法解释一场持续数周的社会运动;能够被解释的只能是条件。法国学生是被允许团结的，况且他们拥有清晰的、可以被归因的敌人——一项具体的、可以被指认的政策，一次具体的经费削减，一个具体的录取系统。他们拥有现成的组织机器：全国学生联合会、高中学生联合会、工会，以及“不屈法国”与法共这样的政治力量，即便这样的力量常常被我们的闲人笑话为“不革命”。这些组织是数代人积累下来的基础设施，是五月风暴所留下的一整套肌肉记忆。当一个高中生举起一块牌子，他的身后有一整套投票机制、发言人制度、与工会的联动协议在替他运转。他是被托举出去的，不是凭一腔热血独自冲出去的。
而中国学生所缺少的正是这整套基础设施。在我们这里，基层自发组织的载体根本不存在并且没有机会存在。的确，班级里有班干部，可班干部是管理的工具，不是代表的机制;学校有学生会，可学生会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文娱与事务性工作的内部;不存在一个能够代表学生与校方议价的席位，不存在一项关于罢课合法性的授权程序，更不存在一个愿意把学生的声音带进公共领域的政治主体。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恶意，也不是某项政策的失误;这就是是一个建制性空缺，一个历史的问题。
另外还可以这么说：法国学生之所以敢于反抗，还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被建制化了的“希望”：因为在他们那里，反抗是有可能改变政策的。录取制度的改革会被抗议所修正，经费的削减会被重新审议，这些经验反复地证明着行动的效力。而我们所拥有的，却是一种被精心设计过的“有希望的囚禁”：我们被告知「再忍半年就好了」「上了大学就自由了」「现在苦一点，以后就好了」。这一点希望是极其精密的麻醉剂——它既不让学生绝望到走投无路，也不让他们彻底屈服，它只让他们把对当下的质疑无限期地推迟到“以后”。彻底的绝望会催生反抗，因为那意味着别无选择;而“有一点希望”则让反抗显得既不必要也不划算。一个被“希望”牢牢攥住的人，是没有理由去质疑希望本身的来源的。
在这个将囚笼打扮成希望的结构里，内卷获得了它严格的含义：内卷并不等于竞争;竞争激烈意味着胜者能够获得更多，而内卷是：每个人都加倍地努力，可赢家所得的那一份，丝毫未变。所有人都学得更多，录取名额却不动，于是所有人的努力同步贬值——你多学一个小时，别人也多学一个小时，结果是你们都必须学到更晚，而最终谁能被录取，与你们开始较劲之前别无二致。这是一整套没有积累的耗费，一种纯粹的熵增：它不生产任何新的东西，只把所有人更深地埋进同一片土里。
内卷的意识形态功能则在于它把结构性问题改写成了一个个人问题。为什么考不上的是你?因为你不努力。这个句式太巧妙了!——如果承认是制度本身在制造无效竞争，你就必须同时承认：你一个人改变不了它。那太令人绝望了。于是结构会持续地、温柔地、以一种近似关怀的姿态，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是你不够努力。而愤怒，也就随之被调转了方向，不是向外，而是向内：抑郁、自我伤害，以及——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把怒火烧向那些比你更弱的人(这也是中国校园中近来大量出现极左极右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
最彻底的统治从来不是让你服从，而是让你为自己的服从感到骄傲。压迫一旦被爱所包裹，恐惧一旦被希望所遮蔽，它就几乎无法被指认了。
那个在我们一般国民的眼中几近于神的东西，它是全部就是它的沉默，在走廊里、在教室里、在每一个深夜的书桌前，我们都能感到，那种无可指名却无所不在的压力。当一群孩子被放在同一间屋子里，而屋子里唯一的出口被所有人同时看见，那么渐渐地，这个出口就不再是一个出口，而变成了一个对象：一个被仰望的对象，一个需要被献祭才能通过的对象，一个仿佛天然就带着正当性的对象。
我把这一部分也称作“拜物教”，而我还要补充一句：这座神坛并非被“怖惧”单独建构起来的。如果它只是可怕，它便只是一尊暴君的像，而不是神;神的必要条件是它必须同时是仁慈的。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双重的形象：它一方面许诺高考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许诺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未来;另一方面又握有删帖、封号、处分的实际能力。怖惧让你不敢质疑，希望让你愿意奉献，二者叠加，便构成了宗教情感的原型——敬畏。这个结构的内在矛盾在于，它必须同时维持这两种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彼此会互相破坏，形成了一种事物由内因而自我扬弃的前兆：当它以暴力压制异议时，“慈父”这一形象便出现裂痕;而当它试图以温情包装权力时，那个真正可怕的底色也随之渗出。同学们的死之所以必须被删除，原因正在于此——一个真正仁慈的父亲本该关心孩子的死亡;但它选择了掩盖，便恰恰暴露了它并不真的关心孩子，因为它关心的只是它自己的形象，掩盖它背后那个肮脏的叛徒集团。
唏嘘不已的是，这座根植于人民心中三千余年的神坛，它最要紧的秘密在于：它至今仍是被无数个向上看的目光共同抬上去的。教师主动加压，因为他的考核与升学率绑定;家长传递焦虑，因为我们优秀传统的孝道的伦理已经把子女的前程内化为一种家族责任;学生彼此攀比成绩，因为排名是他唯一看得见的尺度;网民在评论区嘲讽那些质疑者，因为向下比较是他唯一可用的自救手段。没有一个人是在执行某些命令，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深信自己在做着正确的、负责任的事。而正是这种普遍的、热情的、自愿的参与，使这座神坛获得了它无可撼动的稳固性。在我们这里，自古以来没有宗教，更不需要教会祭司，因为每个人都是信徒，而且都是传教士。
法国的新闻传过来时，评论区最常见的反应不是同情，而是轻蔑：“法国学生真矫情。”“我们连国庆都放不满，也没人闹。”“他们对那抗议?我们那叫日常。”这些话听起来像冷酷的漠视，可说出这些话的人并不比跳楼的孩子更冷酷，因为他们是在自救。因为如果承认法国学生的抗议是合理的，就等于承认：我们自己的处境，同样是可以被质疑的。而承认这一点在一个连法定假期，一个本质上昭示着“抗争”作为合法性存续的假期都放不满的处境里，是过于沉重的。所以，这样的人们必须让法国学生显得矫情——只要他们是矫情的，我们的忍耐就仍然是正常的。于是，无产阶级们把本应发生的、横向的阶级认同，扭曲成了纵向的、关于谁更能忍的等级排序。
请务必注意这里发生的事：沉默被升级成了主动参与。这些学生没有走上街头，这原本可以被读作一种被动;可当他们主动地去嘲讽那些走上街头的人，被动就已经转化为一种行动了——一种为那个压迫着他们的结构作辩护的行动。他们以为自己在表达高贵的独立思考，事实上他们正在执行建制的功能。这正是内化压迫的最后阶段：被压迫者本人成为了压迫的代理人。
那么，能做什么呢?我不会在这里写下“我们应该改革这个制度”。说这句话的人，通常并不在那个教室里。而且，“呼吁改革”这个姿态恰好是我们最想要摆脱的那一类姿态——因为它预设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发声位置，仿佛看清了结构的人便天然地获得了教导他人的资格。但是，我同样身处其中。
我们一定要坚定地想：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结构，是不可能不产生裂缝的，因为它不可能完全控制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它只能控制大部分。而那控制之外的极小一部分便是裂缝生长的地方。裂缝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只能确定，一个反动的结构最害怕的首先从来不是被指责，而是被看见。不是被愤怒地对抗，而是被冷静地、一层一层地拆开，让门先被人看清，再被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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