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最近干了件颇有“创意”的事。它没有禁止军队经商——这件事它试过,试了不止一次,每次都像用竹篮打水。于是它换了个思路:既然拦不住穿军装的人开店,那就让穿警服的人也开一家,大家平起平坐,互相盯着,岂不美哉?
2026年4月苏林以495比0的全票成绩,把越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书记、国家主席三顶帽子叠在自己头上,正式完成“三位一体”的权力整合。形式上他已经扫清了党内所有障碍,但有一块石头他搬不动,那就是军队的商业帝国。以军方电信巨头Viettel为例,2025年合并营收220.4万亿越盾,税前利润56.8万亿越盾,这笔钱不进国家财政的账本,直接变成军内福利和再投资的燃料。这支军队不光有枪,还有钱袋子,而且钱袋子比枪还沉。
于是苏林做了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决定:你开你的店,我开我的店。公安部接管了越南第二大电信运营商MobiFone的国有资本管理权,越共中央放宽了党员经商限制,2026年生效的《公务员法》修订案为武装力量人员参与投资经营铺好了法律红毯。电信市场上,Viettel约56%,MobiFone约15%到16%,两家一合计,七成江山尽入彀中。一个“军商”加一个“警商”,双寡头格局初具雏形。
这哪是“允许公安经商”,这分明是“再造一个对等的商业力量来搞平衡”。也就是:既然我打不过那个练块儿的,我就再培养一个练块儿的,让他俩互相瞪。至于这俩练块儿的最后是一起收保护费还是互相砸店,那就得看后话了。
一、谁吃肉,谁喝汤,谁连碗都没有?
这场权力魔术的席上,坐着不同阶级,他们的观感天差地别。
先说军警商业集团,也就是这场魔术的主角。军队企业依托执法权、审批权、免税特权和资源占有,早已把自己养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王国”。公安系的加入,不是来拆这个王国的,而是来隔壁圈地建一个平行的王国。于是特权资本的主体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从“军企”变成了“军企加警企”。利润流向内部福利和集团再投资,市场竞争在他们面前是选择性的,他们参与的领域叫“公平竞争”,他们不参与的领域叫“国家战略”。这种资本形态说得客气一点,是穿着制服、拿着批文、免着税的市场参与者;说得不客气的就是官僚特权资本。
再说农民,是最沉默也最受伤的承受者。同心村事件是最好的注脚:村民为抵抗军方在自家土地上为Viettel建设机场,与警方发生致命冲突,最终约50公顷土地被“不公平地夺走”交给了Viettel。海军司令部把港口土地改成商品房,售价每平方米2.4万元人民币,是普通工人月收入的15倍。农民失去土地后,面对的正是由军警资本亲手推高的房地产市场,相当于被抢了碗,然后被告知可以去隔壁餐厅看看菜单,价格感人,谢绝还价。
工人的处境则是一种精致的尴尬。军企确实提供了就业,2025年83家军队独资企业雇佣了14.3万名员工,月均收入约2540万越南盾,听起来不错。但问题在于这种“好工作”高度封闭,而高利润行业被军警资本垄断后,其他的只能在低端加工环节存活。绝大多数工农劳动者被锁定在低薪、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中,议价能力约等于零。你想谈工资?老板背后站着审批权。你想跳槽?隔壁公司也是他们家的。劳动市场的“自由流动”,流来流去都在同一片池塘里。
消费者的体验则更具黑色。当消费者对MobiFone的收费产生异议时,投诉的最终受理方是公安部,也就是MobiFone的上级机关。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己查自己”闭环,堪称监管界的“自产自销”。你投诉,他受理,他受理调查,却没事,你没辙。电信市场军警双寡头合计掌控七成份额,竞争被严重削弱,定价权的分配原则大概可以概括为:市场说了算,市场是咱家开的。
最后是民/私营资本——当然它们也靠压榨工人为生,是“陪跑选手”。它们无法和拥有执法权、审批权和免税特权的对手竞争。一个开超市的怎么跟一个既能查你消防又能免自己税的对手比成本?一个创业公司怎么跟一个审批权在自己上级手里的竞争对手比效率?市场相对公平被系统性侵蚀,经济相对活力被压制,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权力平衡”的宏大叙事之下,反对的声音连麦克风都找不到。
至于社会流动,那就更有问题了。8个家族掌控近三成股市市值,基尼系数0.372,底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还在下降。普通工农子女面对的是一个由家族资本与关系网络锁死的社会阶梯。你想往上爬?楼梯是有的,但上面站着的人正在把台阶一层层抽掉。
二、军警经商的两相制衡
因此事件主要冲突是什么?是武装力量经商所形成的特权资本化,与越南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个整体利益包括工农民众的生计、市场相对公平的底线、国家治理的效能、武装力量的本职。在权力结构层面,它表现为中央权威整合与军队商业利益集团固化之间的悖逆。苏林可以把国会投票变成495比0的政治表演,但他没有办法让那块石头自己挪开。公安经商不是他的偏好,是他的困境。
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是军队商业帝国的制度化与不可触动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不是公安经商改变了军队经商,而是军队经商的存在迫使公安经商出场。公安经商是冲突主要方面作用下的产物,权宜性的制衡工具,不是对特权资本化的否定。换句话说医生开这副药,不是因为药好,是因为手术刀拿不起来。你不能把“病人吃了止痛片”解读为“止痛片治好了病”。
冲突的具体展开,像一棵树的枝杈,每根都挂着讽刺的果实。
军警双寡头垄断与市场相对公平之间互搏,民/私营资本和工农消费者都是输家。公安“裁判下场踢球”,审批权与经营权合一,监管俘获从可能性变成了制度设计。你让一个人既管市场又做买卖,还指望他秉公执法,这已经不是制度自信了,而是制度浪漫主义。武装力量本职错位更微妙:当商业利益稀释国防与治安本职,训练与组织优先级被财务报表侵蚀,军队和公安的职业化就变成了一句口号。你不能指望一个每天琢磨KPI的连长同时保持战场上的锐气,也不能指望一个考核企业收入的派出所所长同时把治安做到极致。政治抵触在于短期的“军警相互制衡”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军警利益合流”。今天互相瞪眼,明天发现一起赚钱更划算,后天就成了更难撼动的既得利益同盟。社会矛盾则写在每一个看到副部长女儿炫富的普通人的脸上,他们清晰地感知到,新规带来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是“又一批人要先富起来了”。舆论对此的概括一针见血:苏林要推的是权力平衡,民众看到的是利益输送。
这些冲突的性质是什么?一句话:这不是通过公安经商就能解决的对抗性结构冲突。以两相制衡来处理,只是把旧冲突转化为“双寡头特权资本”的新形态。短期均势掩盖的是长期冲突积累,改革空间被军警两大集团双重锁死。你以为你在玩平衡木,其实在给自己搭牢笼。
三、制衡是权宜,后果很严重
越南在无法禁止军队经商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植公安经商,企图以“警商”制衡“军商”。这套操作的本质是“打不过就再造一个”,是权力博弈中的迂回术,不是对武装力量经商问题的根本解决。它更像是一个被堵住正门的人,决定在侧墙上凿一扇窗,然后宣布通风问题已经解决。
后果是系统性的,而且每一条都带着回响。
经济上从军队垄断走向军警双寡头垄断,民/私营资本和工农消费者的处境更难。你以为多了一个玩家竞争会更激烈?不,多了一个玩家意味着多了一个分蛋糕的人,而蛋糕还是原来那个,刀也还是原来那两把。治理上,审批权与经营权合流,监管闭环形成,腐败与低效固化。裁判和球员穿同一条裤子,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军事治安上,两支武装力量的本职被商业利益稀释,保卫国家的人开始琢磨怎么保卫利润率,维护治安的人开始计算治安的投入产出比。政治上,短期均势脆弱如纸,长期利益合流一旦成型,中央面对的将不再是“一个动不得的板块”,而是两个紧密勾连、更难撼动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上,工农民众被结构性排斥在增长红利之外,阶层鸿沟与民意流失加剧,政权的合法性在每一次炫富事件中被缓慢而持续地刮掉一层皮。
因此最可能的长期图景是:越南不会因此立刻崩溃,但它会陷入一种低效、腐败固化且改革空间被双重锁死的僵局。经济相对活力受抑,治理质量下降,武装力量专业性受损,政权民意基础慢性流失。这让人想起宋代的教训——用经济利益赎买武将忠诚,短期稳住了皇权,长期却换来了“积贫积弱”;也让人想起唐代的教训——扶植宦官制衡武将,最终宦官反过来废立皇帝;还让人想起明代的教训——用厂卫监控一切,结果整个国家的法治与活力被窒息。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道理:以特权制衡特权,最终往往只是催生新的、更顽固的利益集团,而非建立可持续的制度约束。苏林的“三位一体”在对付党内对手时畅通无阻,但在触及军队核心利益时便显露出清晰的极限。他整合了政治权力,却无法整合经济权力;清除了文官层面的制衡,却面对着一个拥有独立财源和制度性发言权的武装利益集团。公安经商是他用来与这块石头周旋的杠杆,但这根杠杆本身正在制造新的、更难拆除的结构性问题。
说到底这场“打不过就加入”的权力魔术,观众看到的不是平衡,是两只手同时伸进了同一口锅。至于锅里煮的是谁的饭,看看餐桌旁谁在擦嘴、谁在舔碗、谁连筷子都没有,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而代表越南工农民众的政党和组织,应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