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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幻象与人民苦难:印度会成为“超级大国”吗?

残阳如血 · 2026-11-20 · 来源:郡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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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与地缘政治学说构筑的宏大叙事中,印度常被冠以“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未来的超级大国”以及“民主阵营中可与中国抗衡的中流砥柱”等耀眼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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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与地缘政治学说构筑的宏大叙事中,印度常被冠以“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未来的超级大国”以及“民主阵营中可与中国抗衡的中流砥柱”等耀眼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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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剥离其GDP总量扩张与部分高精尖产业(如IT外包、制药)的表象,对其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剖,便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代印度并非一个正在崛起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强国,而是深陷于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依附链条底端的、带有浓厚半封建半殖民地残余的半边缘、买办性资本主义国家。

本文将从印度近现代历史的简要概述、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背景、独立运动的阶级局限、与中巴两国的国别横向比较、印度宗教实质,以及印共(毛)领导的武装土地革命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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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近现代历史轨迹:殖民地掠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买办官僚资本的诞生

要理解当代印度的阶级结构与经济陷阱,必须首先追溯其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是一个将非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将其改造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的血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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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国殖民主义的“摧毁与重构”:自然经济的解体与附庸化

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印度次大陆长期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村社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被称为“印度公社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具体结构表现为:

1.存在深刻的阶级分化:村社内部存在着严苛的种姓制度。高种姓的地主、长老或宗教特权者(如婆罗门)垄断了村社的权威和核心资源,而低种姓和“贱民”则承担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根本没有土地。

2.宗法、暴力与超经济剥削:这种“村社共同占有”或“村社土地”的形式,本质上是封建地租和国家赋税的庇护所。农民虽然在村社里耕种土地,但他们必须将巨额的剩余产品作为贡赋或地租上交给上层的封建统治者(如莫卧儿帝国的官僚、扎明达尔/地主、包税人)。

3.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在传统印度(尤其是莫卧儿帝国时期),土地所有权通常在名义上归属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或者由地方上的封建世袭贵族(扎明达尔、贾吉尔达尔)层层分封和榨取。农民对土地通常只有世袭的使用权或占有权,而没有“私有财产权”(土地不能自由买卖、抵押),意味着农民被死死地束缚在封闭、自给自足的土地和村社的宗法网络中,动弹不得。

4.“耕织结合”的极度稳固性:每个村社都是一个微型的“经济共同体”。村社内部不仅有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有世代相传的手工业者(铁匠、织布工、木匠、陶工等)。这种结合遵循古老的“拉吉马尼制度”,即手工业者不通过自由市场出售商品,而是为村社里的农民提供固定的劳务和工具,农民则在收获时节分给他们固定份额的粮食。

5.高度封闭与“自给自足”性:因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村社能够生产自己生活和生产所需的一切物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使得印度社会具有惊人的稳固性和惯性。它不需要商品交换,也没有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从内部彻底窒息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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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3年关于印度的文章中曾精辟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欧资本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然而,这种“建设性”并非为了印度的独立发展,而是为了服务于殖民财政与英国资本的掠夺、积累。英国殖民者通过创设扎明达里制(Zamindari)和赖特瓦尔制(Ryotwari)等土地税收制度,人为地制造了一层榨取剩余价值的地主阶级和买办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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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明达里制(永久地税制,1793年推行于孟加拉等地):殖民当局承认扎明达尔对土地的世袭权利,由其向农民收租并向殖民政府缴纳固定税额(通常大部分归殖民当局,小部分留作地主报酬)。这直接固化并重塑了依附于殖民统治的地主阶级,加重了佃农负担。

赖特瓦尔制(1820年推行于马德拉斯、孟买等地):殖民政府绕过传统大地主,直接与自耕农签订税约并定期调整税率。虽然名义上少了扎明达尔这一层征税中介,但高额且须以现金缴纳的税负,使农民在歉收或灾年极易陷入高利贷与商人资本的控制,同样形成了剥削与依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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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分析的,铁路、电报和私有土地制度等“建设性”因素虽打破了传统村社孤立,但主导逻辑是殖民掠夺与经济榨取,并未自动带来印度的自主现代化与农民解放。

传统的手工业在英国机器工业倾销下彻底破产,数以千万计的手工业者沦为无产阶级或破产农民。印度由此被强制扭曲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给基地(棉花、黄麻、茶叶)和工业品倾销市场。这种被动、畸形的经济结构,构成了印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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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尼赫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幻梦:未完成的土地改革与软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

1947年“印巴分治”与独立,并没有带来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领导层,代表的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部分富农的利益。与中国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彻底摧毁封建宗法势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起点不同,印度的“独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妥协分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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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没有进行彻底的、触及灵魂的土地改革。农村中庞大的封建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和种姓宗法势力被保留下来,成为国大党选举政治中的重要票仓。这种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导致了两个致命后果:

第一,国内统一市场极其狭窄与畸形。印度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在农村与地主的政治同盟,没有敢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搞了不痛不痒的赎买和改良。这导致数亿农民(占人口的70%)依然被束缚在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高利贷剥削中,底层人口的绝对贫困和缺乏购买力,使得印度的工业缺乏一个广阔、稳固的国内消费市场支撑。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买办性。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殖民斗争历史中虽然有其抗争的一面,但在独立后,由于不敢发动群众彻底清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资本积累迅速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庇护,并在日后迅速与跨国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财阀(如塔塔、安巴尼、阿达尼)合流。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从其诞生日起,就具有无可救药的软弱性和妥协性。20世纪20-40年代,印度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浪潮(如孟买总同盟罢工)和农村地区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斗争(如特伦甘纳起义、特巴加运动),让印度资产阶级感到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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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彻底打倒英国殖民统治可能会同时唤醒觉悟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从而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自身的私有财产和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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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葛兰西在分析资本主义转型时所指出的,印度资产阶级最终选择了与英国殖民当局妥协,走了一条“被动革命”的道路。1947年的“蒙巴顿方案”(印巴分治)本质上是英国帝国主义与印度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达成的一笔政治交易:英国人交出国家政权,但完整地保留了殖民地时期的国家机器(官僚体制、军队、警察、法律体系),并没有彻底没收英国垄断资本的资产,也没有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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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印度(尼赫鲁执政时期),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和极端薄弱的民族资本,无力与西方跨国资本直接竞争,也没有能力独立建立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印度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国家充当“集体资本家”:印度国家机器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大规模兴建钢铁、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即所谓“公共部门”),为私人垄断资本的繁衍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能源和物流支撑。

(2)、国家资本的本质:由资产阶级国家出面,替无力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的印度私人资本“做嫁衣”。当国家资本把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铺设好、把门槛踩平之后,资产阶级便开始呼吁“自由化”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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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91年新自由主义转向:印度彻底融入帝国主义全球化价值链及超级买办财阀诞生

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以进口替代和国营企业为主导的“尼赫鲁式社会主义”路线,导致经济增长迟缓(历史上被嘲讽为“印度式增长率”的3%左右)。至1991年,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仅够维持几周进口。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SAP)施压下,以时任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和总理拉奥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开启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关税壁垒被大面积拆除,国有企业私有化加速,金融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FDI)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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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向标志着印度正式放弃了有限的经济独立幻想,全面沦为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包加工基地和人力、IT服务附庸。

同时也标志着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彻底分化与买办化:

(1)、中小民族资本的溃败:在全球化浪潮和跨国资本的降维打击下,大批中小民族企业因无法抵御外资和垄断财阀的冲击而破产。

(2)、超级买办垄断财阀的崛起:以塔塔(Tata)、安巴尼(Reliance/信实)、阿达尼(Adani)为代表的超级财阀,不仅没有被外资吞并,反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如华尔街金融资本、硅谷科技巨头)深度合流。

(3)、从“民族资本”到“买办财阀”的质变:它们不再依赖于保护主义下的国内市场,而是充当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印度庞大消费市场的“代理人”和“合伙人”。例如,安巴尼和阿达尼的庞大商业帝国,其底层技术、资本融资、甚至战略布局,处处都有国际垄断资本和美元霸权的深度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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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印度,国家政权(如莫迪政权与印度人民党)已经彻底沦为了以安巴尼、阿达尼、塔塔为代表的极少数买办垄断财阀的政治总管家。

(1)、政治与资本的公私合谋:莫迪政府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如土地法修改、农业法案、基础设施私有化),本质上是国家机器直接出面,为垄断财阀进行新一轮的“剥夺性积累”——将数亿农民赶出土地,将公共资源低价变卖给财阀。政府通过私有化改革、修改竞标规则、低价批租土地以及提供国有银行贷款等方式,向特定财阀输送了巨额利益。例如,阿达尼在机场管理等缺乏过往经验的领域接连中标;同时,2016年的“废钞令”与2017年的商品及服务税改革客观上重创了印度的中小微企业与非正规部门,加速了市场份额向大财阀集中。

(2)、“超级剥削”的体制化:这些财阀一方面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则依托印度庞大的、毫无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大军(占劳动力的90%以上),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的超经济剥削和绝对剩余价值榨取。

(3)、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依附:在地缘政治上,印度买办资产阶级幻想着借美国之力对抗中国,从而在美西方印太战略中捞取好处;但在经济本质上,他们不过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的一个“大号代工厂”和“低端服务外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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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迪执政期间,以阿达尼集团和安巴尼的信实工业为代表的少数财阀迅速扩张,控制了印度核心经济命脉。

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统计,少数几家巨头控制了印度约45%的集装箱吞吐量、55%的水泥产量、40%的钢铁制造以及80%的电信用户。

根据印度某知名投资研究机构的著名测算报告,2021年印度排名前20的超级企业集团(被称为“印度利维坦”)攫取了全印度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 90%(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约 50%—60%)。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家印度中小企业几乎不产生净利润,全社会剩余价值高度向顶层极少数财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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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领域,阿达尼一家控股了印度8座核心机场,直接控制了全印 23%—24% 的航空客运吞吐量以及 29%—33% 的航空货运吞吐量。塔塔集团在收购国营印度航空(Air India)并合并 Vistara 后,与廉航巨头 IndiGo 形成了印度的航空双寡头,两者合计控制了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超过 85% 的份额。

阿达尼绿色能源不仅垄断了印度大量火电与输电网,在新能源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截至 2026 年11月,仅阿达尼一家就控制了全印度超过 50% 的已投运电池储能系统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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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商业媒体《Mint》与金融机构的统计,仅阿达尼集团一家,就占到了全印度私营部门资本开支的约五分之一(20%)。换言之,整个印度私营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命脉,几乎系于极少数几个政商勾结的财阀家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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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讽刺安巴尼为“印度真正的总理”(连美帝财阀都看不下去了,还得是财阀更懂财阀,不过大哥就别说二哥了吧),指责其利用寡头垄断地位阻挠星链(Starlink)进入印度市场,引发了外界对印度市场准入受财阀操控的广泛讨论。

印度的历史再次证明,没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摧毁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和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雷霆手段,任何形式的自上而下改良或单纯依赖外部资本注入的现代化,都只能造就一个“瘸腿”的畸形资本主义结构。

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坐标:中国、巴西与印度的三维坐标比较

为了方便深刻认识当代印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真实位置,这里将它与同为“南方国家”的中国和巴西进行横向比较。

比较维度
中国(社会主义奠基与独立工业体系)
巴西(依附性资本主义与农业垄断)
印度(半封建与买办垄断资本结合)
土地与社会结构
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打碎封建旧宗法。
大庄园制主导,农业高度资本化但严重依赖出口。
封建与半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与土地兼并严重,农村市场四分五裂。
工业化成色
构建了门类齐全、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
“去工业化”严重,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和农矿出口,受制于美欧金融资本。
重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停滞在14%-17%左右,“未富先软”。
劳动力与就业
大规模正规就业,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产业工人队伍。
失业率较高,存在庞大的城市贫民窟和非正式就业群体。
高达90%的非正式就业,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任何社保与劳动合同。
世界体系地位
崛起为独立自主的世界唯一工业超级大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旧秩序霸权的挑战者。
典型的外围/半边缘依附型国家,在拉美陷阱中苦苦挣扎。
典型的半边缘/边缘买办国家,沦为帝国主义的低端外包工场和庞大倾销市场。

2.1 中国的特殊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奠基与完整工业体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十年内崛起为令西方帝国主义胆寒的工业超级大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门类齐全的重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原始积累”。正是基于这一不可替代的宏大物质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能顺势融入全球化,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反超,进而具备了挑战西方霸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强大客观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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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巴西的依附性发展:“去工业化”与拉美化陷阱

与印度常被拿来对比的巴西,则是典型的拉美依附型资本主义。巴西虽然在20世纪中叶通过国家干预实现过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由于未触动大庄园土地私有制,且金融和技术长期被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扼杀,导致其在80年代债务危机后陷入长期的“去工业化”。当代巴西在世界体系中主要扮演“超级农矿产品供应商”的角色(大豆、铁矿石、肉类),经济极易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潮汐”波动的残酷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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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印度的畸形结构:“无制造的虚假繁荣”与超级二元经济

印度与巴西不同,它没有经历过拉美那种相对成熟的全面工业化,而是走了一条极其诡异的路径:在制造业基础极其薄弱、文盲率居高不下、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特征浓厚的同时,直接膨胀出了一个高度外向、高度离岸化的IT服务外包产业和金融资本市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与印度官方统计数据,当代印度经济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超级二元结构:

一方面,以塔塔、安巴尼(信实工业)、阿达尼为代表的垄断财阀通过权钱交易,控制了印度的能源、电信、港口和零售命脉,富可敌国,其财富在福布斯榜上飙升。

另一方面,全印高达90%左右的劳动力深陷非正式就业的泥潭,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农业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近65%,但其对GDP的贡献率仅15%,农村隐性失业和绝对贫困触目惊心。而服务业用不到29%的劳动力创造了55%的GDP。这种极端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剪刀差,正是印度工业化失败、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向现代制造业转移的铁证。

印度农业改革纷争不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农民为啥不买账?

印度土地高度碎片化,农业人口的86%是“小农和边缘农民”(户均耕地面积仅0.6公顷,仅拥有全印 47% 的耕地),此外还有庞大的无地农业雇工。由于人均地块极小且高度分散,超过80%的小农和边缘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作为抵押物获取正规银行信贷,也难以大规模使用现代农业机械,只能维持糊口型农业。

印度官方公布的全国失业率看似只有 3.1%—4.8%,但这纯属统计口径的魔术——在印度国家统计中,只要每周从事过哪怕一小时的无偿家庭农活,就被计入“自雇就业者”(占总就业的 56.2%)。实际上,大量农村青壮年和妇女因城市制造业吸纳能力枯竭,被迫滞留在土地上从事边际产出几乎为零的“隐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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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业(尤其是纺织、电子组装、机械制造等)才是吸收海量低技能农村劳动力的“海绵”。但由于印度制造业萎靡不振,每年涌入劳动力市场的上千万印度年轻人,无法进入现代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只能被迫滞留在低效的农业中,或者流向城市贫民窟从事街头小贩、人力三轮车夫等非正规零工经济(占印度总就业人口的90%左右)。

与制造业的羸弱和停滞相反,印度的服务业(如IT软件外包、金融、呼叫中心、低端零售)占GDP的比重却高达 50%以上。这种脱离了实体制造支撑的服务业繁荣,就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说的“过早去工业化”——国家还没靠工业致富,产业形态却已经呈现出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软化”特征。IT软件外包虽然能带来外汇和亮眼的GDP数字,但它属于知识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全印度IT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仅约500多万人,在印度14亿人口中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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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近年来宣称印度“极端贫困率”已降至2.6%。然而,按照印度本土的权威标准(贫困线,即每人每月消费低于约1600—1900卢比,折合人民币不到160元)测算,印度仍有 16% 至 18% 的人口(超过 2.2 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另有高达 33.6% 的人口处于随时可能返贫的“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印度有近 40%—50% 的人口(约 6 亿至 7 亿人)依然挣扎在贫困与生存边缘,且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农村农业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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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底层数亿劳动者挣扎在温饱线和非正规零工经济中形成刺眼对比的,是印度顶层买办垄断财阀在全球财富榜上的“狂飙突进”。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6年印度富豪榜及全球实时亿万富豪榜数据,在印度卢比贬值与普通民众实际购买力承压的背景下,印度前100大富豪的净资产总额却逆势稳居1万亿美元 的惊人高位。其中,阿达尼集团掌门人高塔姆·阿达尼以 1127亿美元 的身家重返印度首富宝座,并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稳居第15至18位左右(其在2022年峰值时曾一度冲上全球富豪榜前三);信实工业董事长穆克什·安巴尼紧随其后,净资产维持在 863亿至888亿美元 区间,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0至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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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震撼的是,在亚洲财富版图上,这两位印度财阀长期轮流坐庄“亚洲首富”的宝座。此外,根据《2026胡润全球富豪榜》,印度以 308位十亿美金级富豪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且过去13年间上榜富豪人数暴增了 481%,增速冠绝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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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边是第三世界的极端赤贫,一边是世界顶级富豪的盛宴”的魔幻现实,恰恰是依附性买办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病理特征:中美跻身全球财富榜前列的企业家多集中于互联网平台、新能源制造与高端科技产业链,而印度独占鳌头的超级寡头,其巨额财富几乎全部建立在对国内港口、能源、电信、矿产等公共自然资源的垄断攫取,以及对十余亿底层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超经济剥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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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多年来始终在14%—17%的低位徘徊,莫迪政府声称要推行“印度制造”,但由于基础设施极度落后、土地私有征用艰难、官僚腐败丛生以及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低下,跨国资本始终无法将印度打造为像中国那样的“世界工厂”,它更多地承担着组装车间和消费品倾销地的角色。

2.4 核心结论:印度能否崛起为超级大国?

经过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后,不难得出结论:印度绝无可能崛起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超级大国。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或主导力量,必须具备三个硬性条件:第一,掌握核心技术与完整的独立工业产业链;第二,拥有统一、强大、具有深厚国内购买力的内需市场;第三,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能够代表全民族长远利益、实施跨周期战略投资。

而这三点,印度无一具备:

它的核心工业严重依赖外部技术和进口装备(包括庞大的武器装备主要依赖俄、法、美进口)。

它的国内市场被严重的阶级分化、种姓隔离和封建残余割裂,底层数亿民众购买力极其低下。

它的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残余与西方帝国主义妥协的总代理人,缺乏独立自主进行长远规划、改造社会的阶级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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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跨国资本为了降低成本,将后端的软件代码维护、客服外包给了英语普及、工资低廉的印度精英阶层。印度买办资产阶级发现,搞软件外包和金融投机来钱极快,远比修建基础设施、攻克重工业技术、进行土地革命要轻松得多。而真正的超级大国必须建立在完整、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是钢铁、化工、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核心技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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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种“重服务、轻制造”的“软经济”,导致其一旦面临外部冲击(如美元加息、全球产业链波动或地缘冲突),连基本的工业制成品、高端武器装备甚至部分中间品都无法自给,只能高度依赖进口,长期承受巨额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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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真实定位,是一个人口极其庞大、充满战略利用价值、但实质上被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国内买办垄断资本共同吸血的“半边缘买办国家”与“庞大商品倾销地”。

三、当代国际背景与莫迪政权:印度教至上主义、垄断财阀与法西斯化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背景下,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其“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印度,试图将其塑造为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棋子(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然而,这种外部的“战略热捧”,恰恰暴露了印度作为大国附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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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莫迪政权的阶级基础:官僚买办资本与财阀合流

自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加速向右转。莫迪政权的经济基础,是极少数超级垄断财阀(如阿达尼集团、信实集团的安巴尼家族)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深度合流。国家机器不再扮演调节阶级矛盾的“公正仲裁者”,而是赤裸裸地沦为大财阀兼并土地、垄断资源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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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农民集体谈判权、剥夺小农利益的农业法案(引发了2020-2021年震撼世界的印度农民大抗议),加速向跨国农业垄断资本和国内财阀开放农村土地。财富向顶层1%极少数人手中集中达到了人类历史罕见的极端地步。根据乐施会历年报告,印度10%的富人坐拥国家财富的77.4%,51.53%的国家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与此同时,60%的最贫困人口仅拥有4.8%的财富。印度最富有的9个人所持资产相当于一半人口的资产,而底层数亿民众长期挣扎在饥饿与债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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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印度农民抗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3.2 法西斯化的社会动员:借“印度教至上主义”掩盖阶级矛盾

面对日益严峻的失业危机、通货膨胀和阶级极化,莫迪政权无法提供任何真正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的解药,它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进行任何触及根本的触动。相反,它必须且只能诉诸法西斯主义的老路——通过大肆宣扬“印度教至上主义”为旗帜的宗教极右翼民粹主义,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等少数族群之间的宗教仇恨与社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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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迪在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政治作秀、针对穆斯林难民的排他性《公民身份修正案》,到地方政府频繁动用公权力强拆少数族群房屋的所谓“推土机正义”,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构筑了一张深入印度每一座村庄和街区的意识形态动员网。当无数低种姓青年在街头失业、当亿万小农在通胀与高利贷的重压下破产时,官僚与垄断财阀操控的舆论机器便开足马力,将底层民众的生存焦虑,精准嫁接并引爆为对穆斯林邻居(约占总人口15%的少数族群)的宗教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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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沙文主义与宗教极右翼动员,是资产阶级在危机深重时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视线的经典法宝。一方面,它用虚幻的“印度教多数派共同体”叙事,强行掩盖了印度教内部高种姓地主财阀与底层“达利特”(贱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像一把利刃,将本应联合起来反对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盘剥的印度教工人和穆斯林无产者强行撕裂,使无产阶级在教派械斗与宗教狂热中内耗,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了社会革命的潜能,为阿达尼、安巴尼等超级买办财阀的反动统治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意识形态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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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人类历史与当代世界版图,一个冷峻的唯物主义规律反复得到印证:凡是宗教氛围愈加浓厚、神权与宗教狂热愈加盛行的国度,往往也是底层人民物质最匮乏、阶级压迫和社会苦难最深重的地方。

印度被称为“宗教的博物馆”,街头巷尾神庙林立、苦行僧随处可见、宗教节日连绵不绝,这种表面上“万物皆有灵”的狂热信仰,绝非印度人民天生比其他民族更热衷于玄学,而恰恰是数千年来残酷现实苦难在精神世界中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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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深刻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当数亿印度底层劳动者在现实中既无寸土、又无体面工作,当他们世世代代被“种姓制度”的铁律死死钉在社会最底层,当他们在买办财阀、高利贷者和帝国主义资本的三重盘剥下看不到任何改变命运的现实出路时,极度无力与绝望的现实生活,便迫使他们只能向虚幻的天国、来世的“业报”与神明的庇佑去寻找廉价的麻醉剂。

反过来,这种深厚的宗教土壤又成了剥削阶级维持统治最廉价、最有效的精神枷锁:印度教的“业报轮回”教义将今生的赤贫与受辱解释为“前世的罪孽”,从而把地主财阀的残酷剥削粉饰为“天经地义的法”,劝诱底层穷人在逆来顺受中寄望于“来世投胎高种姓”,彻底阉割了他们在今生今世起来反抗、砸碎锁链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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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宗教氛围的极度浓厚与人民苦难的深重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共生结构——现实的深重苦难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对宗教鸦片的渴求,而统治阶级又大肆灌输宗教迷狂(尤其是“印度教至上主义”),将这种麻痹机制转化为维护买办与封建秩序、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的维稳利器。

而要让印度人民真正抛弃对虚幻神明的祈求,唯一的办法不是空洞的无神论说教,而是彻底摧毁那个“需要用宗教幻想来粉饰的悲惨现实”。

四、未完成的土地革命与印共(毛)反政府武装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浪漫的资本神话背后,印度的广袤农村和原始森林中,燃烧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烈火。这就是由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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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印度农村的深重危机:土地兼并、资本盘剥与普遍的农民自杀潮

在印度的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无地农民”(占人口约16%的贱民阶层和约8%的原住民)遭受着资本、高利贷和封建宗法地主的残酷重压。

印度:农民打败莫迪! | 革命共产国际

根据印度农村发展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经济与种姓普查数据,印度农村地区约有56%的家庭没有任何农业用地。而在“贱民”阶层中,无地率更是高达 70% 左右,他们完全依赖出卖打零工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

农村的优质耕地、灌溉水源和基层合作社依然牢牢掌握在高种姓地主和富农手中。无地农民和边缘小农被迫承受极其高昂的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在许多内陆邦(如比哈尔邦、北方邦、安得拉邦),地主不仅在经济上盘剥无地雇工,还利用种姓特权和宗法暴力实施“超经济强制”,使无地农民世世代代沦为事实上的半农奴。

数千印度农民涌入德里抗议!一些人携带头盖骨欲裸体示威

自1991年印度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计划”、全面开放农业市场以来,印度小农被直接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惊涛骇浪之中。过去数千年里,印度农民习惯于自行留种。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及2002年印度政府批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后,美国跨国农业垄断巨头孟山都通过专利壁垒和合资子公司,迅速控制了印度 90% 以上的棉花种子市场。孟山都的杂交与转基因种子价格比传统种子高出数倍至数十倍,且农民无法留种,必须每年高价重新购买种子,同时还需配套购买昂贵的化肥、农药和增加灌溉投入。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在短短十余年间暴涨了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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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印度政府削减农业补贴、撤销进口关税壁垒,欧美发达国家高额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如棉花、食用油)涌入印度市场,压低了本土农产品的收购价。农民面临着“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帝国主义垄断高价”与“农产品收购价受国际挤压暴跌”的双向绞杀。一旦遭遇季风失常或次生虫害导致减产,农民一年的辛苦不仅血本无归,还会背上巨额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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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投入成本飙升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幅削减了国有银行向小农发放的低息政策性贷款。由于无地农民和边缘小农缺乏抵押物,国有商业银行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农民为了购买昂贵的转基因种子、化肥,为了支付家庭医疗和婚丧嫁娶费用,只能向农村的非正规高利贷者(往往同时兼任当地的地主、粮商和种子经销商)借贷。印度农村非正规高利贷的年化利率普遍高达 36% 至 120%。这种“地主—高利贷者—商业买办”三位一体的剥削链条,使得农民一旦借债,利息便如滚雪球般膨胀,最终不得不抵卖仅有的微薄土地或牲畜,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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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高利贷和封建残余的三重绞杀下,喝下自己借高利贷买来的剧毒农药,成了无数绝望的印度农民最后的抗争与解脱方式:过去三十多年里,印度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自杀潮”,数十万走投无路的农民服农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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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国家犯罪记录局发布的官方统计报告,自1995年有系统记录以来至2023年,全印度累计已有超过39 万至 40 万名农民和农业雇工自杀身亡(平均每天超过 30 人,高峰期每半小时就有一名农民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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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种植集中、新自由主义改革最深入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和中央邦,构成了触目惊心的“自杀带”,贡献了全印超过 70% 的农民自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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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近年来这一危机正在向最底层的无地农民恶化。NCRB 统计数据显示,在2023年记录的 10786 起农业部门自杀事件中,无地农业雇工的自杀人数(6096人)首次大幅超过了拥有土地的耕作者(46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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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知名农村调查记者赛纳斯等学者指出,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在统计时将没有土地产权证的女性农民、佃农以及“贱民”无地雇工排除在“农民”定义之外,实际因农业破产而自杀的人数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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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触目惊心的悲剧,正是印度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吃人本质的血泪控诉。

当代印度农村持续近三十年的“自杀潮”,绝非孤立的个体心理悲剧,而是半封建地租剥削与帝国主义农业垄断资本联合绞杀下的必然产物——它用几十万条底层劳动者的生命,深刻揭露了所谓“现代化印度”的虚假繁荣与残酷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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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红色走廊的烈烈星火:印共(毛)的武装抵抗与持久人民战争

在这一块印度买办财阀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联手对底层人民进行疯狂盘剥的苦难深重的土地之上,长久地燃烧着一团不灭的革命之火。这就是由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扎根于印度次大陆最贫瘠土地上的持久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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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忍无可忍的贫苦农民和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撼世界的农民武装起义(史称“纳萨尔派”运动)。他们拿起长矛和弓箭,冲向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砸毁债务契约,将土地直接收归农民所有。虽然这次起义遭到印度政府的血腥镇压,但“纳萨尔派”的火种自此播撒开来。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路线曲折、经验总结与内部重组后,2004年,印度两支主要的毛主义武装力量——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集团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正式宣布合并,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新成立的印共(毛)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

那么,为什么在21世纪的南亚次大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依然坚定地高举起毛主席的旗帜?这绝非简单的历史怀旧或盲目照搬,而是源于中印两国在社会历史性质、阶级结构以及革命任务上的高度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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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印度,与1949年解放前的旧中国如出一辙,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地雇农和贫苦小农承受着封建地主、高利贷资本和种姓宗法制度的残酷压迫;在城市,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扼杀民族独立工业,榨取工人阶级的血汗。与此同时,印度传统的议会左翼政党(如印共、印共(马))早已在资产阶级宪政框架内走向修正主义和议会和平路线,甚至在西孟加拉邦等地执政期间反过来动用警察镇压农民抗争、为跨国资本征地充当急先锋。

在城市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压倒性优势、资产阶级议会道路彻底破产的现实面前,印度革命者深刻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起义”的模式在印度水土不服,唯有毛主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依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发动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红色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持久人民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才是真正契合印度国情的唯一科学指南。因此,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本质上是印度底层被压迫阶级在绝境中寻找解放真理的必然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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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印共(毛)在印度中东部的广袤森林和丘陵地带(被资产阶级媒体恐惧地称为“红色走廊”,横跨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他们依托广大贫苦农民和原住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给穷人,彻底清算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废除高利贷债务,抵制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对当地铁矿石、铝土矿等战略资源的疯狂掠夺。还建立了新型社会关系,打破了延续数千年的种姓歧视和等级压迫,实行男女平等,建立人民法庭和合作互助的生产协作体系,实行免费的初级教育与医疗。

红色走廊不仅是印共(毛)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印度地下矿藏最丰富的“聚宝盆”(蕴藏着全印度绝大部分的铁矿石、煤炭、铝土矿和锰矿)。近年来,莫迪政权为了向塔塔、阿达尼等买办财阀以及西方跨国矿业巨头(如韦丹塔等)兑现利益,大举推行“绿色狩猎行动”等军事清剿,动用数万军警和空军,强行将数百万世居森林的原住民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以便为露天矿坑和重工业基地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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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资本下乡掠夺资源、国家机器暴力驱逐”的背景下,印共(毛)领导的武装抵抗获得了原住民和贫苦农民生死相依的拥护。

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曾公开承认,印共(毛)是“印度共和国面临的最大国内安全挑战”。莫迪上台后,更是调集重兵,采取“围剿、经济收买、定点清除、建立战略前沿堡垒”并举的混合战争手段,试图彻底扑灭这股红色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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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军事劣势、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现代高科技监控的围剿,印共(毛)依然依托最广大底层群众的深厚汪洋大海,坚韧不拔地坚持着武装斗争。

4.3 印度革命(印共毛武装)的现状与前景

面对印共(毛)的星星之火,印度历届政府均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军事镇压手段(如早期的“绿色猎杀行动”以及近年来持续加码的军事围剿)。数以万计的毛派战士、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遭到逮捕、酷刑甚至法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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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余年(尤其是莫迪政府持续加码后),依托买办垄断资本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技术输入,印度政府采取了“军事围剿 + 前沿堡垒建设 + 无人机与情报监控 + 财政封锁 + 招降分化”的组合拳:新建了大量硬化公路、堡垒化警局、准军事营地和夜间起降停机坪,动用无人机、卫星侦察及大数据监控追踪武装人员;同时通过国家调查局和执法局打击资金网络,并推行“投降与安置”政策吸引武装人员下山。

近年来,莫迪政权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屠杀会激起更大反抗,转而采取高度精准的“剿抚并举”。一方面通过免费粮食配给、直接现金补贴、修建乡村道路与通电,在边缘部落地区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国家存在感,部分缓解了原住民的生存绝望;另一方面,利用巨额赏金、特种警察编制(如恰蒂斯加尔邦招募当地原住民组建的“地区后备卫队”)进行“以夷制夷”,将原本属于游击队潜在兵源的贫困青年转化为熟悉地形、反过来清剿游击队的职业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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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5 年至 2026 年间,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沉重的战略性挫折与历史低谷。2025 年 5 月,在恰蒂斯加尔邦的军事清剿行动中,印共(毛)现任总书记南巴拉·凯沙瓦·拉奥及多名骨干成员在交火中丧生。这是印共(毛)数十年来在最高领导层遭受的极其沉重的打击。2026 年 2 月,长期担任高层领导人的蒂皮里·蒂鲁帕蒂投降,随后公开表示放弃武装斗争、呼吁解除对印共(毛)的禁令并寻求走合法政治道路;特伦甘纳邦等地也出现数百名成员陆续投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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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机器用武力和围剿可以暂时压制甚至打散成建制的游击队,但无法消除印度农村的极端贫困、高利贷压榨、种姓压迫以及跨国与买办资本对矿产与土地的掠夺。

只要印度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总病根一天不除,只要买办财阀与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还在继续,印共(毛)所代表的武装土地革命就拥有不可动摇的阶级土壤,底层反抗的火种就随时可能在新的形式和历史条件下再次燎原。

结语、超越幻想与重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拨开西方主流媒体和莫迪政府联手编织的“增长奇迹”迷雾,当代印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真实坐标清晰可见:它不是什么独立自主的新兴霸权,而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深度控制和盘剥、被国内买办垄断财阀疯狂寄生吸血、被残存的封建宗法势力牢牢捆绑的畸形半边缘化国家。

它既不是中国的对手,也绝无可能成为与中美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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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完毕、并由国际垄断资本严密把持科技命脉与金融霸权的当代世界体系中,任何后发国家如果不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仅仅依靠向西方出卖廉价劳动力、充当低端外包基地、放任买办寡头勾结外资对本国人民进行“掠夺性积累”,就永远无法跨越殖民地式发展的死胡同。

它或许能在某一时期制造出亮眼的 GDP 增长曲线,或许能捧出几位跻身全球财富榜前列的亚洲首富,但这种建立在亿万劳动者赤贫、国家主权丧失与严重对外依赖之上的“纸面繁荣”,本质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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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资产阶级媒体大合唱中喧嚣一时的“印度世纪”幻梦,说到底,不过是用来掩盖其国内数亿劳苦大众深重苦难、麻痹被压迫者阶级意识、同时为日趋衰朽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粉饰太平的一抹脂粉。

当孟买的摩天大楼俯瞰着达拉维贫民窟的污水,当新德里寡头盛宴的不远处充斥着农村无地雇农绝望的农药瓶,印度资本主义的吃人本质便已暴露无遗。

孟买:达拉维贫民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旅(当地人带队) - Klook

印度的根本出路,也绝不是虚幻的“大国崛起”或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而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洗礼,彻底粉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让数亿被压迫的劳动者真正成为土地与工厂的主人,让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在社会主义的新生中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黑夜愈沉,黎明愈近。尽管通往彻底解放的道路充满曲折与荆棘,但历史终将证明:印度次大陆十数亿觉醒的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绝不会永远充当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的奴隶——他们的最终解放,必将伴随着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彻底葬送而磅礴到来!

手记

写下这行字时,已是凌晨四点。合上最后一份统计数据和插图的填充,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完成了这篇关于近现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学剖析。

在当下的中文互联网上,我们每天都能刷到无数关于对印度“恒河水”“街边小吃”“奇葩阅兵”的猎奇式嘲讽、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居高临下的戏谑调侃。然而,当我们真正穿透那些浅薄的娱乐化叙事,用唯物史观去凝视这片次大陆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殖民掠夺、买办资本与封建残余的三重枷锁下,正在遭受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最深最深的苦难。

今天印度人民所承受的这一切,中国人民也曾经历过,且伤痛记忆仍历历在目。七十多年前,我们的祖辈同样挣扎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漫漫长夜里——同样面对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凌辱,同样承受列强殖民、封建地主、高利贷与官僚买办“三座大山”的残酷盘剥,同样在饥荒与赤贫中被西方人傲慢地嘲笑为“东亚病夫”。正因为我们自己是从那样深重的苦难泥潭里一步步血战走出来的,我们才更应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能读懂印度底层人民的绝望与不易。

在那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数以亿计终生在田间、贫民窟和零工市场挣扎的底层劳动者,他们绝不应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野蛮扩张的牺牲品,更不应该沦为全球舆论场上的笑柄与茶余饭后的趣味谈资。愿我们每一次对现实的冷峻剖析,最终都能化作对苦难人民最深沉的同情,与对人类彻底解放最坚定的守望。

—— 写于深夜案头 ·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受苦难的劳动者及每一位追求真理、心怀天下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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