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齐鲁网引《广州日报》消息，日前，某２１岁张姓男子在广州一家超市散装食品中投毒，动机是敲诈勒索。该超市部分食品中已检出的有毒物质为溴敌隆与氯敌鼠，均为灭鼠药。被检出含有毒成份的食品部分已经售出。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链接：http://news.iqilu.com/shehui/huahuashijie/20110112/395806.html）。
从网上搜索，还未发现中毒病例。有关部门及超市也都在积极应对。如果这些措施最终避免了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的严重后果，当属万幸。
看到这则消息，笔者又联想到一、二年来亲身经历的其他情况。
笔者的手机，晚上１０点以后至第二天早上５点以前，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电话。在这段时间里，笔者的手机是关着的，笔者是通过开机后的短信获得主叫人的电话号码与所在地的。笔者可以确信，在这些地方没有朋友，那么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近二年，笔者接到不下五起企业的询问电话，称有人自称是本单位人员，甚至有一次直接称是笔者本人，向企业推销价格高昂的书籍，且称是强制性的，必须买。笔者已经建议企业直接向公安部门举报，但不知企业是不愿意多事还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未举报。这些冒充本单位的人又是干什么的？
笔者上下班步行。三年来，共接到四起求助，均称钱包丢失或钱花光了，其中二次向笔者要钱，二次要求笔者管饭。笔者各满足了一次。笔者是一名普通干部，收入不高，家中房子，每年夏季漏雨严重，室内墙皮部分已经脱落，屡修不好，又无钱购新房，但每天支出十多元钱去救助一个困难的人，还支付得起，但被骗的滋味儿不好受。笔者也不可能为了这十多元去调查求助者的真假。笔者几乎可以断定，这几个人中，一定有假困难的，笔者帮助的也不一定是真正困难的人，或许真正困难的没有帮助，假困难的反而帮助了。笔者对此很无奈。
笔者列举的上述人等，无论是广州超市的投毒者，还是笔者亲历的人，除向笔者求助的人难以确定之外，都有一个同样的动机，就是不劳而获。超市投毒者，不惜危害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其他几种人，不惜摧毁社会诚信的基础。然而，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也都是社会的底层。市场经济伊始，私有化大行其道，掌握资本和权力的可以不劳而获，而绝大多数社会底层则是劳而不获，惨遭剥削压迫。“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旧社会则把人变成鬼”，精英们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和谐世界变成了人对人是狼的动物世界。于是，一部分人不再相信良心，为了自己不被吃掉，便要去吃人；于是便大量地出现了笔者列举的上述人等。然而，他们只是小恶，那些造就群狼世界的精英才是真正的大恶。
以前一大二公时代，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确实少之又少。对这种人与这种事，很多人都是听说过，从未遇到过，而今天却俯拾皆是。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公有制时代存在如下优势：
一、经济上近乎绝对的平等，为人的社会地位的真正平等奠定了坚实基础。私有制下的平等是花言巧语讲出来的，公有制下的平等是踏踏实实地做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在收入上相差不大，没有人收入明显高于他人，所以也不会有人因自己钱多就产生优越感，更不会有人仗钱欺人。只有遵纪守法、道德高尚、勤劳勇敢、一心为公的人，才会有优越感。公有制本身就会引导高尚道德风尚的形成。
二、公有制压抑了部分人群凭借经济地位获取优越感欲望的同时，也彻底消除了部分人群因收入明显低于他人而产生的自卑感。极端优越与极端自卑都是导致人产生极端行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公有制的这一作用，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稳定。当时没有专门的维稳办，更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维稳。据悉，２０１０年我国发生了一万多起群体性事件，这不能说与私化没有关系。这是社会稳定的大害啊。
三、公有制下的耻辱感显著区别与私有化。依现阶段的综合条件，绝对消除人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区别仅在于私欲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制。公有制条件下，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耻的道德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各种不道德行为。人们不以穷为耻，仅以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为耻。当时，未听说过有一人因为生活水平低而自杀，相反，笔者邻村一名社员，因为偷了生产队不到二斤棉花被发现，感觉丢人现眼，选择了自戕。在那种耻辱观约束下，很难想象会出现今日这种敲诈勒索、诈骗、外边磕头回家盖楼等现象的。
四、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平等、自由，不仅不会去想歪门邪道，没有必要去想歪门邪道，而且那种放松的心境加上正确舆论的引导，反而能激发更大的创造力。社会最有活力。今日的新新人类已经不愿意翻阅那时的书籍，如果愿意翻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时的文学作品与今日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大区别。政治性思想性你先不要看，因为你心里否定那个时代，仅看文笔与作者对其作品的认真态度，你心里就会有个数。发明创造就更不用说了，看看我们今日有多少可圈可点的成果。今日科研人员要么整天想着用什么办法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要么就是想着去哪里做做讲座捞点钱，谁去真正搞科研？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在把科研成果量化，不过据笔者看来，这些量化制度制定的越精细，就离真正的创造性的科研成果越远，其只会催生二十五个人抄六轮的无耻行径。真正的发明创造既不是在这种条件下搞出来的，更不是通过金钱可以激励出来的。笔者还可以断言，这种模式不改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华罗庚、陈景润了。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骂笔者是想回到过去了。其实笔者还真没有这个意思，笔者只是希望我们能比过去更好。要想比过去更好，认真思考一下过去体制的优越性，应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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