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剑的孔子何时才能“亮剑”？
佩剑的孔子像立于国家博物馆“院内”，究竟是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守灵？还是在颇具辉煌的当今时代再贴上个“文治武功”的盛世标签？抑或是以此唤醒国家真正的“文武之道”？三者似乎很难兼顾。但由于与天安门广场做了邻居，使这一雕像的落成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双手作揖面带微笑的孔子，向世人敞开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仁者情怀，而腰间的佩剑也无声地向人们表达着勇者无惧的武士情结。千百年来，后人对孔子的误读无疑让孔子像的落成惹上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创作者意图发扬“文武之道”的本意。
孔子“少也贱，故能鄙事。”约“三十而立”，收“束修”自立学堂，开天下先。孔子曾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屡屡受挫，才改“现实政治”为“政治理想”，整理了“六经”，从此传世扬名。早在十八世纪，有“欧洲孔子”之称的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一个没有上帝为准则的国度里，竟能创造出如此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个感慨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有关。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出现了“儒家”，中东出现了犹太教（后来从中衍生出基督教和回教），在欧洲崛起了希腊文明；在南亚，出现了印度教、佛教。而这些教派的诞生，从此，拉开了人类文明史的序幕。时至今日，已在96个国家开设320多家孔子学院的事实，再次证明儒家学说的生命力仍在持续。
儒家以“仁者爱人”、“孝慈则忠”的核心思想，影响和推动着泱泱华夏文明社会前进的巨轮，正是基于此，后人把孔子治学方面的巨大成功无限放大，遮盖了流淌在孔子骨血里的“尚武精神”，这种只是片面地追认为“文圣人”而故意忽略他“第一武士道”美誉（梁启超语）的做法，无疑是历史的遗憾。
孔子的“尚武精神”，不仅在于他出身于武士之家，颇受父亲影响，还在于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孔子同道家、墨家学派一样，绝不会单单用文学的力量去掣肘那个并不和平的年代，只不过，睿智的孔子发现了时代的诟病，从而用文学的理论进一步升华了他的“尚武精神”。从现有的史料看，精于箭术和马术的孔子力大过人，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及其门生专门谈论“尚武”的教义，但其创立的“义、勇、仁、礼、诚、忠义、克己”等等学说，无一不是在丰富他所尊崇的“尚武精神”的内涵。在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提到：“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资源。”
就连日被人都奉为“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教父”，足见，孔子作为中国第一武士道代表人物并非浪得虚名。我们不禁追问，儒雅的后人为何生生扯烂孔子本身具有的“尚武精神”外衣？是懦弱的国民劣根性灵魂附体？还是中国人不断裂变的个人信仰混淆了是非？
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子在此刻“跨剑复活”，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华民族，在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勇者无惧、仁者无敌”的“尚武精神”也应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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