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广场上树起了孔子塑像，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诧不已，让孔子塑像和毛主席纪念堂遥相对应，是谁想出来的这出恶搞？进行个唯灵论的想象，当夜深的时候，这两位超级偶像的精魂在广场上游荡、碰撞，每晚要产生多少戏剧性的冲突？那硝烟后的满地狼藉怕是让清洁工人清早怎么也打扫不过来了吧？我知道当代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突破人想象极限的超现实主义故事，不过，这次，荒诞得委实超过了任何艺术，这可比有名的“毛梦露”（由玛丽莲·梦露扮演毛）恶搞还要有创意——至少毛不会太反感梦露。
看新闻，是说这一创举有打造文化新地标和文化名片、进行文化输出的积极意义。
原来如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就是要会聚冤家，撕裂裂缝，展示这个国家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以这种巨大的反差去惊骇世界。我们的名片设计师如此富有媒人的素养和艺术家的气魄，真正是仰望星空、脚踩大地、让天上人间都不再天上人间的人杰。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撇开对恶搞的反胃，在广场上树立孔子的塑像，到底在哪一个环节上令人不安？
我左思右想，问题出在广场的性质上。
因为要说不和谐，巴黎的协和广场也曾相当的不和谐，它曾同时并设炫耀着王权的塑像和断送了国王、王后以及激进革命家们性命的断头台，即便后来的设计师消抹了这不和谐，它还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并被津津乐道。后人对这不和谐津津乐道的前提取决于广场本身的性质：巴黎协和广场既采取了开放式的建筑设计，也发挥了公众参与的功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集会广场，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广场，这种见证着历史艰难的不和谐更有纪念意义，更能激发对已经获得的权利的自豪。
我们的这个广场呢？我都不想把它全部打出给自己招麻烦，它的名称本身就常是敏感词。
对于我们这个广场的性质的定义，我很犹豫。据说，它最早成形于明成祖朱棣的宫殿营建，本为封闭的宫廷广场，有门、廊的合围，民国时期拆除了廊，49年以后又拆除了几个合围的门，但怎么拆门、拆廊，怎么向开放的空间转变，这个处于皇城正门口的广场和现代公共广场还是不太一样。准确一点说，因为起点的不同，因为设计理念和设计意图的差异，今天的它，似乎也只是一个伪装成公共集会广场的宫廷广场罢了，那有形的门廊自有别的无形的墙来替代。
为特权服务的王宫文明，面对公众的广场文明，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而在我们的这个广场上，它们的界限已经被巧妙地混淆了，掩盖了。
这两者之间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古希腊。从早先的克里特-迈锡尼王宫文明向后来的城邦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变迁是，城市以王宫为中心转变为以公共集会广场为中心。从前为特·权服务的王宫被改为了宗教场所，在王宫的废墟上建成为神而建的、为公共祭祀开放的卫城；而用辩论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观点、参与公众事务的公共集会的场所则作为城市的中心被发展起来，形成了集市。人们熟悉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在集市广场的辩论里传播思想的哲学家。
我们的这个广场，曾经是“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那些有大量公众参与的活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个广场已经实现了从宫廷广场向公共集会广场的性质转变么？
关键要看这些重大事件的后果。
我曾经在几年前的研究专著《破碎的影像与失忆的历史——从旧派鸳蝴电影的衰落看中国知识范型的转变》中分析过新文化运动爆发在北京这个旧时帝都的逻辑合理性和内在悲剧性：
“……长期作为帝都的北京的民间较他处对王道教化思想、对文化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有着更为根深蒂固的认同。从这一点上说，以打倒孔家店、打倒旧文化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却恰好发生在帝国正统思想因袭最重、古典氛围最浓的北京并不偶然。”“‘新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这是用不着深究的，关键是它能够取代旧的、为从前的大一统帝国提供政权合法性的权威思想”，“ 在自身曾长期是帝国象征的北京的城市文化场域里，最灵验、最有效的牌是象征资本牌；在自身曾长期是帝国象征的北京的城市文化场域里，竞争者们所形成的共谋关系、所遵循的某些不明确的规则是：大家都对文化和政治的亲密血缘关系和‘象征BAOLI’的重要性有特别感性的认识，都了解能对权力关系起掩盖作用、能为权力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看似超越了具体的社会某阶层利益的象征意义系统的重要性，都对符号、象征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关注；所以，在北京这一城市文化场域里，竞争者们所要进行的主要也就是对象征符号系统的主导权的争夺。”，“《新青年》自1915年就在上海诞生了，1915年至1917，在上海的《新青年》虽然一直登载着非儒反孔、掊击专制政治的激进文章，在舆论上也颇能造势，但既无法形成一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场域、新文化场域，更无法迅速带来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而《新青年》一转至北京，情形马上大不相同。”“利用了北京这一城市文化场域的特殊逻辑和规则而迅速形构起来的新文学场域、新文化场域自诞生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悲剧宿命之中：当它越追求自身的自主性的时候，它离自主性反而越来越远，直至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越挣扎、受这一逻辑的摆布就越深，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也永无可能摆脱的魔咒。”
以上对北京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分析可推用到对这个广场和在广场上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关系中去。那个魔结、魔咒至今无法解开。
没有解开魔咒的情形下，又贸然地上演这一出，让两重互相矛盾的象征暴力在那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广场舞台上同时并呈，殆哉殆哉！
说了广场，再说对孔子的看法。我一向赞成梁启超晚年把孔子从政治领域剥离出去的观点。梁启超在1915年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道何由？》一文中指出，孔子所以能为百世之师，既不是因为在哲学，也不是因为在政治学社会学有什么过人之处。在这两大领域里，“孔子可议之处或且甚多”。梁启超认为，孔子学说有益于今世的，只在于他在教育等领域的贡献，孔子“既以言教，且以身教”，“教各人立身处世之道”，教人“养成人格”，所以适宜成为国民的“最亲切有味之公共教师”。梁启超对于孔子对人情事理之洞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人之生理与心理，则常有其所同然者存，孔子察之最明，而所以导之者最深切，故其言也，措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岂惟我国，推之天下可也。”认为习孔子之教很易养成一种“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和英国人的所谓“Gentleman”（绅士）这一理想人格有很多接近之处，而他认为“英人之所以能久霸于大地”、“雄视宇内”即和对这种“Gentleman”（绅士）人格的重视有关。可以看到，梁启超对孔子的重视最后不是落在国家的角度上而是落在个人的角度上、落在私德的培养上，认为“今日中国，凡百事业，与其望诸国家，不如望诸社会，与其望诸社会，又不如望诸个人。”他极力破除孔子的偶像神话，不愿孔子再被国家权力利用，成为专·制政治的粉饰工具，而让孔子只以教师身份对个体起部分人格教育作用。
可现在，在这个饱含政治象征意义的广场上，孔子继续被塑成九点五米高的高大偶像，他那巍峨呆板的形象与其说像是教育界的亲切有味的公共教师，文明的守护者，不如说更接近集·权的代表者。
想起09年矗立在广场上的56根柱子，现在总算安安静静在奥运公园里呆着了。这个雕像，能有类似的好去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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