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默.托平先生的不同看法；关于《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近日，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一篇《瞭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文章记述了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90岁的西默.托平及其夫人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当然也包括文章作者的所见所闻。
文章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话说：“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且不说“重庆的做法”是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便不符合实际。既然说“中国几代领导人”，那么不能不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按照公认的说法，邓小平属于第二代领导人）。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何曾说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话呢？显然没有历史的依据。既然没有历史的依据，那么就是西默.托平先生的主观臆断。西默.托平先生曾担任美国《纽约时报》的总编，不能不知道新闻必须真实这样一个道理。确有其事, 是新闻真实性的起码要求。马克思认为，新闻报道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当然，我们并不苛求西默.托平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新闻学还是无产阶级新闻学，都主张新闻必须真实。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没有说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认为西默.托平先生是在“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
文章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话说：“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对于什么是延安精神，毛泽东说：“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周恩来说：“一定要发扬延安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大加快延安建设步伐。”江泽民也曾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还有人将延安精神概括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是默默无闻、勇挑重担的“骆驼精神”。之所以引用这些话，是说延安精神并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便如西默.托平先生所说，在重庆“看到了自己64年前看到的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然令人不解。西默.托平先生是“1946年11月，作为国际新闻社驻京的首席记者，托平在时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新闻处长黄华的安排下，赴延安采访”，而采访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当时，已是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不再是减租减息，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延安，已经消灭了剥削与压迫。在那样一个社会氛围当中，西默.托平先生所看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而，在如今依然存在私有制的重庆（有私有制就必然存在剥削与压迫，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怎样“唱红打黑”，无论怎样帮助“穷亲戚”，无论建多少“公租房”，无论铺多少路，也无论山有多绿，即使还有“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个鸡蛋”这样的善举，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作者在文中说，“过去一年间，重庆成功引进了惠普、宏碁、英业达、富士康等一批国际IT企业，2015年将形成8000万台产能、7000亿元产值、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众所周知，惠普、宏碁、英业达、富士康这样的跨国公司及台资企业，无不靠残酷地剥削雇佣工人而起家，其中尤以臭名昭著的富士康为甚。可想而知，未来这些企业成千上万雇佣工人的命运好不到哪里，不继续发生富士康的N跳就是万幸。在存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奢谈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异于痴人说梦。
文章还引用西默.托平先生的话说：“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结束了中国的内乱，把中国大陆又重新统一起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可以肯定，对于改革开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些先富的少数人自然拥护改革的“春天”，而那些待富的绝大多数人却将改革视为“寒冬”。一褒一贬，渭泾分明。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既然毛泽东为“改革开放”“ 奠定了基础”，那些改革的“褒”者应当在感谢邓小平的同时，更应当感谢毛泽东才对，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改革开放。然而，那些改革的“褒”者向来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大锅饭”，是“大家贫穷”。他们怎么会感谢毛泽东呢？他们甚至怨恨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剥夺了他们先富的权力。那些改革的“贬”者也就是那些待富的人们，恰恰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消灭了剥削与压迫，没有两极分化，并且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恰恰被改革开放抖落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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