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5日，陕西潼关县关二林10岁的儿子辉辉失踪。11月16日一大早，锄草的农民在田里发现了辉辉的遗体。随后的尸检报告显示,辉辉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冻死，而其体内检出的安定药物则加速了冻死。法医还发现，辉辉的肛门口肌肉呈高度扩张，已无力回缩，阴茎包皮明显外翻，死前可能遭遇过男性的性侵害。这是通常意义上的男男强奸，或者叫“鸡奸”。（2011年01月26日齐鲁晚报）
几天后，嫌疑犯徐潼洛落网，供述了将辉辉诱至一窑洞内，强行给其服用精神药物，并对其实施了长时间性侵害后，独自离开案发现场的事实。但谈及此案时，潼关县人民检察院和潼关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均表态说，“不可能起诉他强奸，更不可能判他强奸罪。”
金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军也无意纠缠强奸的事实。他认为即便弄清这是强奸，那也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刑法上并没有将男男强奸认定为强奸罪。他已经不再考虑算不算强奸，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让这个人得到最大的惩处”。
虽然辉辉之死可能是特例，但就遭遇同性性侵害来说，此类案件并不鲜见。笔记者搜集了近年来男性被同性强奸的案例虽然不多，但件件令人咋舌，且大多数处理结果是无法治罪。2007年12月15日，郑州16岁男少年希望成为艺人，却被自称“北京某艺校招生老师”的男子诱骗后强暴；2009年3月18日，石家庄两男子先抢后“奸”一打工仔，事后因《刑法》中无相关表述而无法追究；2009年8年22日，广东东莞男保安劫持12岁男孩并将其“强奸”，同时还强迫男孩拍裸照；2009年12月19日，太原18岁外来打工男少年被男子灌醉后“强奸”，由于法律不能帮助他，于是他纠集朋友将强奸自己的人暴打一顿、并实施抢劫后逃走；2010年10月24日，深圳男保安酒后“强奸”同寝室男同事，诉至派出所无法立案，两人私下解决。
而据《法制晚报》2011年1月4日报道，北京一42岁男保安深夜将一名18岁男同事“强奸”，最终被朝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成为国内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
或许，很多人仍将“男男强奸”视为奇闻，但这个话题其实并不轻松，相反凸显出我国刑事立法的漏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定罪，刑法中强奸罪的受害者只限于女性，而猥亵儿童罪的受害者只限于14周岁以下儿童。很多刚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男孩，以及刚成年但社会经验不足的青年，很容易成为同性性侵害的对象，而被性侵后，又身处法律保护之外。难怪有网友气愤地在博客中写道，“基于这样的逻辑，如果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又不想被法律惩处，最安全的办法是去强奸男人。当这些人发泄了自己的兽欲又没有让对方受伤的时候，他们就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事实上，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还有流氓罪，其中就包含了"同性性侵害"行为，但在1997年制定的《刑法》中不知为什么却取消了流氓罪，致使同性性侵害难无法按强奸罪惩处，只能以其他罪名轻判。
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实际上男性也应该是强奸罪的受害者，同性之间的性侵害，女性对男性实施的性侵害，和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性侵害都应该算是构成强奸罪，不能再有区别。
显然，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刑法》关于强奸罪中的“违背妇女意志”定义已不能与时俱进了，应当将其中的“妇女”改为“他人”。同时，这类案件也应给我们带来另一方面关注，那就是对常年漂泊在外的农民工的性关爱问题。时下大谈的招工难问题，是不是其中就隐含着牛郎织女式的性苦闷呢？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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