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洲局势动荡，突尼斯、埃及爆发民众街头革命，还有一些国家处于动荡之中或动荡的前夜。我将其称为非洲第二次革命，而且这场革命才仅仅是个序幕。
第二次非洲革命是什么样的性质？他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从一些浅薄的报道中得出结论，把非洲革命当成反对派的“骚乱”或简单的权力斗争，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看清第二次非洲革命的本质，首先应该了解第一次非洲革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在非洲兴起了广泛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不管教科书如何描述这场非洲革命，我一直坚持认为它是当代非洲的第一次革命。在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埃及人民发起了要求废除英埃条约并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组织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西非人民提出了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的口号；南部非洲黑人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统治。
对于非洲人民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人民始终予以坚决支持。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以鲜明的态度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曾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支持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主张世界各族人民都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主张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享有基本人权。经过包括非洲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万隆会议在最后公报中提出“特别谴责种族主义”，宣布殖民主义是“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
随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仅1956年—1960年五年间，就有苏丹、摩洛哥、突尼斯、黄金海岸、几内亚、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刚果（金）、索马里、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马里、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等20多个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第一次非洲革命的意义在于，非洲大陆基本摆脱了帝国主义对非洲人民的殖民统治，非洲人民获得了空前的民族解放和政治上的独立，获得了自主、自我发展的权利。但非洲革命不是民主革命，更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当初以解决民族矛盾赢得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社会发展动力。加上非洲特殊的历史进程，使非洲社会形态成为封建专制、殖民文化、资本主义、宗教统治等复杂的社会结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各种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当经济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就可能转而迁怒于司空见惯的政治腐败、贪婪掠夺等政治问题，从而引起社会的动荡。
毋容置疑，第二次非洲革命对当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在这次革命中最集中的爆发点和诉求就是“民权”，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平等的经济权利。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居然是一位大学生被当局剥夺摆小摊的自由而自焚的事件而引发民众的抗议；而埃革命也无不与底层民众收入微薄、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有重大关系。当然，突尼斯和埃及当权者的腐败，更是这场革命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埃及示威者打出的口号是：“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可以想象，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清廉的政府即使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人民也绝不会轻易将其推翻，甚至还要与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重振国家雄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轮非洲革命的实质是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剥削制度制造的祸根。非洲在第一次非洲革命争取到民族解放和合民族独立的权利之后，尽管民族矛盾缓解，但阶级矛盾并没有解决。广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依然处于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如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期，各种矛盾在不断深化和激化，突出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由少数权贵和精英控制社会财富的局面难于为继。这种局面，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民众或许还可以忍受，可以维持艰难的生存。而一旦经济滑坡，首先绝望的就是穷人，他们奋起反抗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发生革命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在国际上是否得到某个超级大国支持，属于哪个政治势力范围，都不是主要的问题。维护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这样的革命为什么发生在非洲，而不是欧洲或其他地区。这正是非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一种必然，欧洲资本主义比非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早的多，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而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全球的社会主义热潮，欧美资本主义也从社会主义阵营吸收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权益在那个时代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建立和完善。从而，大大缓解了欧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才使得资本主义腐朽而没有垂死。
第二次非洲革命的标杆意义还在于军队枪口不对内。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中，当局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采取了多种控制措施，如埃及政府切断了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干扰抗议群众的联络。在埃及革命中，警民之间也爆发了一些冲突，但是总体上看，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期间，军队起到了人民“保护神”而不是政权“捍卫者”的作用。不管他们的军队什么性质，不把枪口对准民众，不对抗议示威群众镇压，就这个结果而言无疑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军队不是个人权利争斗的工具，而是人民权益的保卫者，我对埃及军队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
还有一点感想，就是自1月25日埃及爆发街头革命以来，国内一些媒体的报道让人不敢恭维。这些媒体根本不去报道和探讨导致埃及革命的深层的社会根源，而是将其描述为一场纯粹的权力争夺。许多媒体的报道描述的游行示威是“骚乱”或者是“动乱”，还有就是片面地、扭曲地报道，甚至不愿意正视这场革命。比如，我看了几次央视的报道，反复强调的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造成了埃及旅游业多少亿美元的损失等等。这样的报道也许是事实，因为局势动荡自然旅游人数减少。但是，埃及革命要改造的不仅是旅游环境，他们更需要一个人人平等的良好政治环境。反过来，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良好的经济分配制度，埃及旅游业赚到的钱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样的旅游业即使再发达与普通民众何益？
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吗？埃及人民生活在埃及，那头轻、那头重，埃及人民最清楚，中国人大可不必为埃及旅游业的损失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担心。要革命，一些牺牲和损失就成为必须。当年，蒋介石进攻延安，如果不是共产党权衡利弊暂时放弃坛坛罐罐，撤离延安，就没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事实证明暂时放弃延安，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埃及人遭受点旅游的暂时损失或秩序的混乱，他们是为了以后生活的更幸福，何乐而不为呢？！恰恰相反，而那种只顾眼前所谓发展，而不顾社会公平的社会倒是十分危险的，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警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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