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委副主任邵宁先生回答了一些媒体关心的问题。首先要肯定的是，邵先生的回答是坦诚的，竹筒倒豆子，有话直说。但是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分析他的讲话内容，我们又不无担忧，简单地说，邵宁先生长了一张市场经济的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们听来，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话，字字句句都透着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的气味，而似乎完全不经过主人大脑的控制。
比如，邵宁称，在国资委建立前，央企高管的薪酬是企业自己定的，没人管。国资委建立后，建立了一套薪酬的管理办法。央企高管的薪酬管理办法是半市场化的，一方面依据企业考核结果，同时参照社会水平，其实际薪酬水平比社会同类岗位要低。央企高管又不是完全的市场人，对他们的管理还有很重的行政色彩。经过几年的过渡之后，央企高管会实现全面的市场化。
所谓的央企高管的工资问题，任何记者也好，公民也好，他们关心这件事的出发点，一定都是认为央企高管工资过高了，因为这些人有公务员身份，没有哪个记者会担心央企高管们工资太低了。而邵宁的回答呢，一，他说央企高管工资尚未完全市场化，比社会同类岗位要低，二，他说将来会过渡到完全市场化。所谓完全市场化，就是与市场水平看齐，扭转目前低于社会水平的态势。这等于说是，你问央企高管工资是不是太高了，而他答：不高，将来还会更高！这样的答案完全与提问者的愿望背道而驰，而能说出这种话的嘴，一定是一张市场经济的嘴。
再比如，在说到央企的上市前景时，邵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未来的十年十五年，中国的国企都变成上市公司，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现在各个央企，还都背着不少历史包袱，需要时间处理。所谓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邵宁的定义是，上市央企上面不带母公司，不带存续企业，彻底市场化。
这里面有个非常奇怪的逻辑。所谓包袱、母公司、存续企业，无非都是些消耗钱的、赔钱的或者经济效益不高的部分，那么消化这些包袱是要花钱的，钱从何来呢？恐怕只能是国家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把央企处理干净，再上市，让国内外的投资者再来分享这个干净企业的好处，那么，中国的纳税人有义务去为投资者埋单吗？这个问题在若干年前各大国有银行上市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上一回的还没有说圆了，怎么后续企业还要排着队地这样操作呢？所以，能说出这种规划的嘴，一定是一张市场经济的嘴。
市场经济的嘴是不能自动说话的，这张嘴归根结底还是要受市场经济大脑的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西化经济学家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在部分总往中国跑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鼓吹下，从学生到学者，从企业家到官员，中国人基本上都经历了一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洗脑。洗脑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开始认为，市场经济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绝对的、先验的、不容挑战的。
在学术上，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是不折不扣的主流，其他的任何带有计划色彩和行政干预成份的理论都是邪魔外道。而事实上，近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界确流行新自由主义是不假，但其他理论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上和道义上都未都像在中国一样一统江湖。
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人们以为外国政府都在疯狂地进行公共产品市场化，或者说把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事业一股脑扔给公民个人。而事实上，发达国家对于上述国民福利的削减从来都是慎之又慎，甚至不慎重都不行，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国有资产、国有企业领域，人们以为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说卖就卖，大搞MBO，企业老总也可以近月楼台先得月。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绝对不敢轻率地市场化，只要涉及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包括上市、MBO、老总执股等等），程序上都非常严格，要充分尊重民意，时间上也非常漫长，一个国有企业想要私有化，往往十几年都无法办理完毕。
在涉及到国企高管工资的问题上，人们总以为发达国家的国企老总们一定收入不菲，比私营企业的高管强得多。不久前，独立学者刘植荣写了一本书《85%的人应该涨工资》，根据这本书的介绍的，原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企老总的工资都不高，挪威的国企老总的工资仅比企业里的学徒工高一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国企老总是比照公务员确定工资，而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因为工作稳定、体面的关系，国家规定，他们的工资只能比社会平均水平低，而不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
所以，事情不是那样简单的，嘴不会思考，嘴不能够也不应该取代大脑。最低限度，人们应该把自己的嘴与大脑联系起来，不能让嘴异化，不能让嘴摆脱大脑的控制，不经过任何分析和论证地滔滔不绝，嘴不应该只会说市场经济这一种话，应该适用国际惯例，既说市场机制的话，也说行政干预的话，既说自由竞争的话，也说民生、福利的话，既说发展经济的话，也说公平、廉洁的话。这样的嘴，才能算是一张辩证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好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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