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不与官斗”。事实基本如此。民与官斗，除了史有记载的少数几个成功案例之外，几乎都是失败的。因此，自古以来，刁民少而刁官多，这是一条定律。参照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定律，笔者把它称为社会科学中的驴顿第一定律。
斗转星移，时光到了今天，民似乎乐于与官斗了。刁民似乎突然多了起来，以至于惊动了某大人，逼得他说出“对于刁民不可手软”之类不甚合时宜的话来。官员们也来凑趣，说是“官员难做，当官是高危行业”云云。官员们言不由衷，已经有人反驳，“既然高危，何必挤破了头来争？”这反驳已经很到位，笔者也不想再深入，然而，官民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也确实很明显。
现在官虽然不惧民，但开始惧民闹事了。这个变化是一个进步，里面当然有媒体的功劳。民不闹事的时候，该给8万的时候，就给3万，一旦有民闹事，又有媒体捧场，那么就该给3万的时候给8万，息事宁人了事。这样一来，刁民也就多了起来。有不少的地方政府，民不闹事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旦闹起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笔者将之称为驴顿第二定律。
驴顿第二定律产生的原因，大约与维稳有关。哪里有群众闹事，说明维稳工作做得不够好，就要撤哪里的官，于是官就害怕了，于是就该给3万的给8万。多给的5万，总有办法找回来。被撤的官中，也有冤枉的，或者谁都没有错，有关领导只是为了平民愤，需要一个像《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粮官一样的人；或者本非他的错，只是因为处理他更容易些，又能起到平民愤的效果，他“有幸”被选中了。在维稳为大的思路指导下，有的事件责任人没有全部处理，有的本没有责任的人却受到了处理，这种事儿，大概是有的。这样一搞，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就难以避免，该给3万给8万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此维稳，难以维得住，这暂且不谈。维稳只怕也并非驴顿第二定律产生的唯一原因。群众闹了乱子，总要处理人，这只是第一步，还有续集。如果被处理的人，真地被领导认为确无错误，不应承担责任，那么不久的将来，他还会被起用甚至被重用的。况且，已经认定有错误，应当承担责任的，不是也有东山再起的吗？然而官们还是拼了命地去维那个稳，奥妙到底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些官们不是怕因为群众闹事被撤职、免职，而是害怕被揪出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来。群众一闹，媒体一关注，网友一“人肉”，结果就可能发现少给的那5万去向不明，或者还有二奶之类的“暴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于某些官们来说，就得不偿失了。通常露在屁股外面的屎是少部分，屁股下面坐着的那堆才更大，把露在外面的那一点自己擦掉，是最聪明的，否则等纪检来擦的时候，就可能发现屁股下面那堆更大的。这或许才是驴顿第二定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当官高危，虽然与刁民日多有关，虽然与媒体监督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某些当官的自己屁股下面不干净。
有网友言，刁民也是刁官逼的，这话有道理。若是官们都把自己屁股下面擦干净，自己不会高危不说，民也不至于刁。更何况真正想讹诈政府的民有几人呢？而讹诈成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有刁官未必有刁民，但有刁民必定有刁官。至于当官高危，则纯粹是信口胡柴。有问题被查处，也叫高危？没问题查也不怕，危从何来？这权且算是驴顿第三定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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