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化解“仇官仇富”的唯一途径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 君如在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坚称：“仇官”倒霉的是老百姓。消息一出，引来一片热议（据凤凰网）。
引起民众热议的首先不是 李 君如旗帜鲜明的“百姓倒霉论”，而是“仇官仇富”现象正不正常？如何才能真正化解“官民”、“穷富”矛盾？从而达到人人和谐的目的？
“官民敌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官”从群众中来，办的是群众的事，并且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去为人民服务的，只不过，先前的原始部落、奴隶封建资本社会，过高追求部落首领以及阶级阶层的绝对统治，历史把历史逼近了死胡同，人民群众成了当时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一改“前非”，讲求“官民和谐”，追奉“德”与“法”并举的治国强民之道。
人民群众似乎没有理由去“仇官”。当我们扔掉旧中国又臭又硬的裹脚布的时候。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仇官”现象。道德品质滑坡和官员本性丢失，并列出击的社会诟病，给这一现象找足了“面子”。官员的贪腐和社会机制的不平等性，给民众心理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几乎同一时间，渐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财富格局，让贫富之间的论战甚嚣尘上。
改革开放的惊人气魄，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也让一部分人率先跨进了“富豪俱乐部”，这是值得肯定的社会现象。
不幸的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部分富豪，是背着“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标签完成自己的财富积累，虽然最终落个自掘坟墓的下场，但烙在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心里的不满和仇视，却在扎根发芽。正是“以一看百”的心态，致使社会民众不得不面对所有的富豪投去质疑。
如同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选择题一样，“仇官仇富”现象也无所谓“该”或者“不该”。极少数官员本性丢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机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强权”和“暴富”这一双重挤压下，变得异常脆弱，病态的脆弱。
诚然，将这一病态心理完全归咎于人民群众，肯定会是另一种悲哀。
要发展就会有矛盾，“仇官仇富”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民众对这些矛盾所持的质疑和无力改变事实的无奈。另一方面，政府在回应民众质疑时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耐心，甚而至于将矛盾错误地推到“公平正义”之外，给脆弱的社会心理，增加了病态的砝码。
虽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但毋容置疑的是，任何一次有效改善民生的实践，都能抚慰民众内心的不满，从而提振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对未来发展的希望。
说到底，“仇官仇富”不能以理论化解理论，要看官员和富豪们到底有什么样积极的社会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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