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资源税与物业税
董子曰：“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此以为度而调均之。”
这虽说是社会伦理，何尝不是政治经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天下常平，这不又是均贫富、等贵贱的经济基础嘛！粮食、煤油、水电等物的涨落难道只是商人的功业？开采加工、交通运输，这些物质调配的业绩竟远不如囤积居奇？工业革命持续发酵的基础既不是维金海盗、也不是威尼斯商人，而是东西方贸易摆脱了地理的局限和中东的垄断……
既然共和国是人民解放战争所创，那国土自然所处当一切为全民共享，这也是田地集体化、山川国有化的历史正义所在！既如此，各地之资源就不是军阀“割据”的经济版本，而是国民共享的财富；只有国家才是资源利益分配的执行者，而南北东西的有无、多寡，则应彼此共享、互通有无。退而言之，各相关部门的基础设施投入（而不是福利）当由相关利税之盈余而来，否则其物资调配则不能称之为”有理、有利、有节”。
当前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条块分割局面是造成滥采滥伐、环境透支的制度根源。执行者的纵横“分流”导致（全民）所有者不能共享（社保），以至（权）财产性收入成为贫富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二代、多奶问题将导致物种基因的近亲繁殖和衰竭、以致暴乱：《105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另一方面，城乡差距的根源在于社保分级，而其经济基础则是公共设施投资的集中度。试问城市套房与乡间院落的价差何在？土地？砖瓦？装潢？恐怕还在基础设施投入比吧？！既如此，物业消费按地理位置、人均面积征收级差地租来均平就是应有之义利。基础设施不应该全民共享吗？如不能就应该在税收上实现再分配。
即如西方之于捐赠亦源于高额遗产税（也可见财富之非世袭），而不是“人皆可为尧舜”（也是富不过三代的意思）。否则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独立也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崔之元关于重庆模式的报告》
孙中山就是说呢，他领导的社会革命之后啊，私人永远不用纳税，光是交地租，就能成为最富有的国家，这就是典型的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1987年在著名的刊物，叫做《经济学季刊》，里面他证明了一个“亨利乔治定理”，这篇文章总的叫“总地球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空间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公共物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立地铁13号线，这就是一个密集型的公共物品，沿线带动了经济的集中度，而且密度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呢，就等于纯公共物品的支出；意思就是呢，纯公共物品就是一条地铁，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他就是说，为了建一条地铁，你不需要收别的税，你只要把地租拿到手就可以修了，政府就可以修了，因为对地铁征收了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须的单一税，这也是亨利乔治的一个（意思）。这个模型还是有一定条件的，现实当中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只收地租，不受任何税，像孙中山、亨利乔治说的那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现实中逼近这个模型，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的由政府应该代表人民拿到，因为土地不是私人的，要保证全社会公共投资和其他私人投资的集合效应，而没有流失到少数私人手里以后，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征收额外的税，或是少征收额外的税，这就是“藏富于民”的一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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