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人民日报》
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不过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变。日前，国家主流媒体建议加快户籍改革，以缩小“贫、富二代”差距。
其实，从70年代的恢复高考开始，到如今城市农民工子女就学就业问题，户籍一直是困扰有关部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管理，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底层农民工子女的就近受教育权又难以平衡。从前些年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政策开始，国家一刻也没放松对农民工等社会底层人群子女受教育权的关注。可户籍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关部门不得不如履薄冰，摸着石头过河。
从近两年的“杭州飙车案”、“李刚门”事件开始，社会大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痛斥开始尘嚣日上，在媒体与大众批判的同时，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打开一扇大门，让外面的人进来。社会财富最大的创造者，却因自己的户籍，而不能融入自己日夜奋战的城市。他们在扼腕叹息的之余，国家正在为他们子女的入学商讨政策。
事实上，体现农民工尴尬身份的，又何止户籍一种情况呢。社会地位的地下，城市白领的排斥，相关服务体系的不接纳等等，都是阻碍“农民工止于‘二代’”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的放宽，政策对农民工的倾斜，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有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机会，还有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社会文明新风和谐气象的树立。解决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难题，改变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风气。
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的发展更加趋于公平、公正，让更多的农民工不再因户籍的尴尬而投身到城市建设的大潮中来，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之处，国家的和谐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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