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们座谈。
温总理在听取发言后指出，大家的意见非常中肯，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知者尽言，国家之利。政府的决策要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人民网在转载这条消息时用的标题就是《温家宝：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我的理解，“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是这条消息传达出的最受欢迎的信息。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394544.html
至于怎么“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让人民讲真话，以及目前还有哪些条件没有具备阻碍了人民讲真话，消息中没有说，但我们相信不会太渺茫的，总有解决的那一天。本文想说说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讲真话也并不是很难的，甚至是非常宽松而且自由的。
比如说，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开车把骑电动车的妇女张妙撞伤。当时受伤者只是左腿骨折、后脑磕伤，如果马上施救完全可以救治好。但药家鑫下车后发现被撞的张妙试图记下他的车牌号，就残忍地抽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向张妙连刺８刀（据称“只刺了６刀，另两刀是被害人抵挡时的划伤”），致受害人死亡。这件事发生之后，很多人就讲了很多的真话。比如“激情杀人”，“弹钢琴式杀人”，“我要是他我他妈也捅，真是舆论都向着受害人，怎么没有人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号，你记么…… ”，全都说的是真话，几乎是“万类霜天竞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需要等着政府“创造条件”，这些人就实现了讲真话的权力和自由。
另外，在西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药家鑫案时，现场500名旁听人员，每人都收到一份“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问卷上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其中400人是在校大学生，而且主要是与药家鑫同校的大学生。据说，这些旁听人员在《反馈意见表》上都充分的讲了真话。所以，在中国“讲真话”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悲观，有很多时候“讲真话”是受到保护和鼓励的。甚至会受到奖赏。
但是，也有因“讲真话”而身遭厄运的，比如法律工作者赵东民。赵东民案的是非曲直本文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说西安法院在对待药家鑫案和对待赵东民案时的强烈反差。赵东民被批捕后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审也不判，在此期间赵东民的妻子身患重病，家属申请让赵东民保外回家看望妻子，被拒；赵东民的妻子因病去世，家属申请让赵东民保外回家料理妻子的后事，又被无情拒绝。赵东民案开庭审理时，没有500份“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这种待遇，而是神秘开庭。两相对照，西安法院的爱憎何其分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西安的法院，某些专家，某些在校大学生，他们可以爱药家鑫，必有他们的理由；西安法院的某些人恨赵东民，也必有他们的理由。他们的爱，他们的恨，都是可以自由真讲话的，也充分的享受了讲真话的权力。普通百姓管不了他们的事。但是，为什么不给赵东民同样以讲真话的权力和自由？可见，温总理所说“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是有洞察力的，是有针对性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报道中说：温家宝最后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参事、馆员也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把参事室建成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我相信，温总理所说的“心忧天下的人”、“勇于担当的人”、“刚直不阿的人”、“敢于直言的人”肯定不是指药家鑫这样的人，也不会指提出“激情杀人”和“弹钢琴式杀人”以及说“还敢记车号真不要脸”这样的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应该是为另外一些人而准备的。鲁迅在为白莽所作《孩儿塔》的序中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温总理所说“心忧天下的人”、“勇于担当的人”、“刚直不阿的人”、“敢于直言的人”，应该有别于现实中的某些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他们“属于别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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