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路是社会纠错机制的重要环节。言路不畅，问题得不到如实的反映和及时的解决，社会、特别是官僚体系就会生病。五十多年前的大跃进就是惨痛的教训。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是很想了解农村实情的，他挽起裤腿下去“三同”，眼见为实。粮食从地里收上来他见着了，倒入脱粒机见着了，装入麻袋见着了，放到秤上见着了，一亩秤出三千斤见着了，可他没见着公社干部把两千多斤粮食预先放进了脱粒机。于是他为山东的粮食放了卫星，于是国家按卫星的标准来征粮，于是农民被征得揭不开锅，有家人祖孙三代悬梁自尽，于是震动了中央，撤了舒同的职。舒同的儿子回忆撤职后的父亲在公园里惨然独行，儿子叫住父亲，父亲转身满眼泪水地说，“爸爸被人骗了”(见《回忆我的父亲舒同：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当时也是问责制，但由于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整个体制言路梗阻，实事求是能力下滑，骗与被骗在所难免。今天的言路比五十多年前畅通多了，但欺上瞒下的情况仍然不少，仍然在妨碍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仍要不断放开言路。这是事情的一面。
事情还有另一面。通过无数惨痛教训和艰难努力好不容易拓宽的言路，眼下遭到一些人的滥用和破坏。有些舆论明星或“意见领袖”根本没把公共利益当回事，他们以一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在公共空间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多没水平的话都敢说，就好像那张嘴不是他的。作为社会防火通道的言路，堆满了他们家放不下的东西——从老爷子睡过的铺板到老婆穿过的内衣什么都有。官民冲突的话题由于万众瞩目，就像让人激动不已的辣椒芥末，成了他们的口腔最爱。
就说前数月乐清钱云会案吧。舆论明星当时就像饿虎碰上肥猪、光棍见着三点，迫不及待，率领网民雪崩似地往前冲。冲到半途迎面站起南墙一样的真相，他们也不知减速拐弯，而是抠墙钻洞，撞了南墙也不知回头。再说两年前上海闵行潘女士的抗拆案。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潘家以前有100平米农村平房，后来向政府申请扩建，政府批了她家200平米的二层楼房，双方签了协议；潘家后来私自扩为近500平米的四层楼房；再后来世博会工程拆迁，政府按协议的200平米为谈判前提，答应给一笔补偿款，这笔补偿款买了200平米加40平米平台的新房之后，还能剩六七十万；潘家嫌少不干，于是政府实施强拆。这样一个事实中的政府有没有错，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一个事实经过作家韩寒的键盘就成了潘家四五百平米房子、政府只给六七十万补偿那样一个故事。那样一个故事中的政府是不是东西，是不用讨论的——太欺负人了。韩版“事实”在网上野火般流传。从阳台上向拆迁队投掷自制燃烧弹的潘女士成了抗拆英雄，得到了全国的声援，就像当年坚守四行的抗日英雄谢晋元一样；韩作家也在喝彩声中，在自由派叔叔阿姨的眉花笑眼中前往《时代》周刊的领奖台；而事实，则像当年被日本兵先奸污后开膛的姑娘一样，无人收尸。需要补充的是，韩寒没提的事实，媒体上早就有，不难查找。不难查却不提，只能说明他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起码有一项够低。但愿他低在认识上，他还年轻，认识还有提高的机会。而网上更多的造谣则是道德问题，道德与本性绑得太紧，很难扶起来。
在中国，拓宽言路、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正义的事业。但正义的事业也面临变质堕落的危险，要时时自省，不断修行，要不断跟歪心邪念分手，向诚心正意靠近。否则的话，它很可能会在一次次的自掌耳光中被公众遗弃。所以，在争取说话的权利的时候，别忘了珍惜说话的机会，提高说话的水平。
最后，向最爱说话的朋友推荐两篇每日一分钟读物，一篇《烽火戏诸侯》，一篇《狼来了》。乱曰：早晚诵读，中国有福。(作者为《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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