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源头比击毙拉登更重要
邱 波
历经十年的持续努力，有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拉登命运，终于在日前尘埃落定。依据业已达成的寻常认知，拉登的被击毙无疑可被定性为“反恐”事务的巨大胜利；然而，不论是西方大国的领袖，还是诸多评论人员，抑或是西方国家的很多民众，似乎都在对拉登被击毙而欢呼的同时，却又对“基地”组织必定会启动的报复而感到了一定程度的担忧。
事态如此呈现并不出人意外。一如很多反恐专家所指出的，目前在中东和非洲等很多地方日益活跃的恐怖组织虽然都打着“基地”的旗号，但它们与拉登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也就是说，拉登只是作为一群不能接受目前这种国际情态的特殊群体的特殊标志而已，因此，他的生死存亡根本不可能动摇对该群体对自己基本信念的坚守。正因为拉登的被击毙并不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行动将烟消云散，因此，深入探究恐怖行动得以生成的根源，则恐怕远比欢呼拉登被击毙更有益；理据很简单，如果不能促使该群体摒弃对自己理念的坚定维护，那么，即便能击毙更多的拉登，全球范围内的安全环境也同样难获得根本性突破。
“双重标准”是恐怖元凶
其实，有关恐怖行动得以生成的根源之相关讨论，早已有人给出过多种解析；事实上，笔者也曾在港媒上发表《反恐如治水，喊打更须疏》的拙作。将诸多解析归纳出来，不外乎以下三种结论，即，一是某些所谓“失败国家”的腐败政策令其国民因民不聊生而催生世情变异，二是文明体系的互不兼容而令《文明的冲突》之惊悚大作得以横空出世，三是西方意图重塑全球情态的不恰当政策而成为诸多纠纷的策源地。而二和三之间是有相互牵连的。
毫无疑问，上述解析都非常准确，但问题是，即便奥巴马时代的反恐政策已与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政策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却还是发生了“裤裆炸弹”和时报广场恐袭等未遂事件；如果再将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并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恐袭事件作牵连性剖析，世人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持续十多年的反恐努力并未真正取得对滋生恐怖土壤的消除，而反而形成了反恐“越反越恐”的困局。坦率而言，虽然拉登已被击毙，但一如很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拉登殒命的结果，却并不能阻遏更多的拉登的继续涌现，甚至还有可能扩散。
由此所构成的问题便是，究竟是什么因素的影响而令恐怖土壤无法根除呢？或者换个问法，今天的所谓国际社会真正洞悉了恐怖土壤得以滋生的本质性根源吗？在笔者看来，反恐之所以“越反越恐”，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恐怖主义”的定性上出了问题。其实，谁都清楚，不论哪些群体怎样对现实环境表达怎样的不满，只要你的行为方式是以武力攻击平民为选项，那就可以被定性为“恐怖主义”。但由于西方国家在该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从而才使得原本清晰的路径变得混沌起来；如果将拉登的崛起与此后相继发生的诸多事件作牵连性解读，恐怖温床的孳生地也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反恐并不是西方国家的真正需要。
恐怖定性须全球一致
不是吗，当拉登以抗击苏联侵略阿富汗为名而发动“圣战”的时候，他已经体现出恐怖主义特色；但为了反击苏联入侵的需要，拉登甚至成为了美国盟友。如果美国支持拉登抗击苏联入侵还有正当理由的话，那么，当拉登在俄罗斯车臣和中国新疆制造恐怖事件的时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不仅没有对此加以谴责，甚至还为相关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则无疑反映了其战略思考的极端阴暗。情况很清楚，如果恐怖行为的作用对象被限定在双重层面——也就是危害自己的行为可以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危害潜在强国的行为则被定性为维系民主自由——那么，这种不对称标准的持续沿袭就必然会成为恐怖组织得以生存并发展的支撑源头；所有事实表明，全球一致的恐怖主义定性，才真正是实现和谐共存理想的前提。
坦率而言，西方国家在击毙拉登后而提升安全级别的作为虽然合乎技术层面的需要，但在笔者看来，实现全球一致的恐怖主义定性，才是将恐怖温床消解于源头的最合适选择。
作者：邱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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