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公安局刑警总队一名负责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讨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却遭围殴。重庆江北区警方连夜调查，抓获黑包工头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目前，已有67名农民工领到了被拖欠的81万余元工资。重庆警方为民工讨薪赢得了网络一片赞叹。但也有网友和律师认为，讨薪不属于刑事案件，不在警察的职责范围之内，打黑可以，但公安机关不能代替劳动部门去为农民工讨薪。
我并不赞同特警帮民工讨薪是超越权力范围的观点。公安机关是国家安全职能部门，刑法修正案中已加入“恶意欠薪罪”的条文，况且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出面调查、帮助讨薪，维护社会安定，有何越权之处？
事实上，就重庆特警帮民工讨薪一事，即令有越权行为，也应可以理解。法律不能脱离社会道德，社会舆论而成为空中楼阁，对于公共部门戒入公共事件的行为，笔者认为应该有一个时候的追责程序存在，对涉事公共部门的行为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处罚。而一味纠结于法规条文，各司其职，容易造成各自为阵，遇事互相推委，这也导致各个公共职能部门掌握的资源不能有效运用。
情理和法理之间，应该有一个结合或缓冲地带存在，而不应该是悖离的。如此说并非理想主义，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就说过，“法律是善良公正的艺术。”死扣法律条文，不得有任何偏离，如果认为这就是法律精神的话，就忽视了法律中蕴涵的道德因素。其实每一个法律规则本身都承载着生活规则和生存意义，都在追寻着“人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终极命题。
总扯着职权范围，法律条文的观点，毫无疑问是自诩精英者们的习惯。譬如药家鑫案件，动辄担心民愤影响判决，动辄希望借此契机取消死刑。《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夏佑至就说“民愤同样是靠不住的。一个案子，如果不公开审理，或变相地不公开审理，既不能旁听，也不能从媒体上获得质证和辩论详情，如果有民愤，也仅来自公检两方的一面之词。”（南方都市报评论“死刑存废与司法公正”）
这就奇怪了，你夏先生认为民愤靠不住，首先不质疑事件本身报道是否造假，反纠结于辩论情节——律师是不拿枪的强盗，为钱服务已是世界共识，多少舌绽莲花把有罪辩成无罪的例子你不去质疑，反而去期待听一场公开的、精彩的辩论，脑子进水了？
道德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个人认为跟精英们一切要求“合法”有关：即，没判刑的人就是无罪，即，有罪服刑后就是公民，应得到尊重，这样的论点，恰恰否定了民愤代表的“道德法庭”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美国辛普森案件中。辛普森被判无罪，却在公众心目中被判了刑，之后的日子里，辛普森想去打高尔夫球，却没有一个俱乐部愿意接纳他；他拍摄过电视节目，却没有电视台愿意播出；他出版的书，也因舆论压力而被迫停售。这种“道德法庭”的存在，显然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冤案”“错案”对公众造成的心理创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活动产生了制约压力。
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担忧地说，摈弃掉“民愤”的作用后，法律的作用就真正到头了。概因80%以上的贫苦百姓不会打官司，没有水平发表文章，法律就只能沦为精英们自编自玩的文字游戏了。
所以，纠结于重庆特警讨薪是否越权，而不重视此举的积极意义，才是对法律精神真正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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