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中国的反腐形势严竣，不下狠手恐怕是不行
据中新社重庆5月11日报道：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11日研究部署了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表示，要牢固树立打击行贿与打击受贿并重的观念，从根本上扭转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局面。
我认为若如熊选国院长所说把行贿和受贿放在同一地位加以打击对于反腐事业是极为不利的。这样做只能促使行贿者与受贿者双方狼狈勾结，增大反腐难度，从而让更多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让腐败现象进一步漫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果多多，然而反腐倡廉几十年，检察院，反贪局，纪委会……机构多多，人员多多，却越反越腐。究其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腐败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大约有两大主因。
其一，腐败分子一方的实力太大。能腐败者肯定是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与资源的，他们调得人动：到处都可以安插自己的人，以至于公、检、法都得听命于他们；他们挥得钱动：过不了关的地方可以用钱来加以疏通，或者雇凶杀人以灭口。所以出了什么纰漏他们也可以迅速处置，从而让他们肆无忌惮。
其二，我们的法律的制定太周严，从而把一些追名逐利的普通人群逼得倒向了腐败分子。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人类的本性，有些道德修养不高的人拿钱向腐败分子买官，或者送钱给贪官污吏以求大利，这些人固然可恶，但没必要把他们与腐败分子等罪。然而我们的法律却定罪于这些人，这无异于把他们划到了腐败分子这个敌对阵营，结果是让绝大多数的腐败案件在行贿者与受贿者的攻守同盟中得到了掩盖。
如何破除这一格局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统一战线”政策，把行贿-受贿这一利益链分化并使之瓦解。
在行贿-受贿这一利益链中，行贿者应当说是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他们一般是平民或是下级官吏身份，他们要获取利益必须首先拿出自己的物质、金钱来冒险“钓鱼”（很多时候还是被动的），“钓鱼”多半时候总是空手而归的，而且如果长期没有“鱼儿”上钩，他们这个群体也就会自然消失了。受贿者则不同，他们的身份是政府高级官员或国企高管，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国家的人事权、财产权，并以此来与行贿者进行“交易”，他们在这个利益链中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是否交易、怎么样交易全由受贿者说了算，并且他们的这种交易行为完全就是作为“家贼”监守自盗国家的利益来与人分赃（别人基本上只是分得“力资费”），他们的“交易”对象即使没有了张三也会出现李四。所以我们在瓦解行贿-受贿这一利益链时完全可以区别对待——放过行贿者、严惩受贿者。
放过行贿者、严惩受贿者的做法于情于理都是可行的。政府官员是所谓的“人民公仆”，是社会的“领导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普通大众行为的标杆，我们的社会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政策法律方面对他们的要求都应当高于普通民众，况且他们达不到做官的要求完全可以弃官为民。然而，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为道德行为的高标，更不能要求某人放弃平民身份。
放过行贿者、严打受贿者的做法操作起来也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因为管好官员比直接管好民众要容易得多，而当受贿者被打光之后，行贿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从而自然地销声匿迹。
在与国民党几十年的斗争中，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正确地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这样做，分化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从而最终取代国民党获取了政权。
中国的反腐形势是严竣的，再不下狠手恐怕是不行了。然而我们也不能象熊选国副院长所说的那样“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对待腐败，我们应分清主体与客体，抓大放小，适时用上“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从而攻破行贿-受贿这一利益链，诚如是，则受贿被抓的风险大幅提升，敢于试法者将会几何级地减少。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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