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在3年的时间里用于宴请的公款仅600多万港币。最贵的一餐为去年庆祝国庆的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节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共花了48.5万港元。而这些酒会的出席人数都在1000人到3000人之间。(2011年05月23日 中华工商时报)
在内地公款吃喝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成老大难的同期，香港却为什么能廉花独放，鲜见挥霍公款吃喝呢？在笔者想来，无非有以下几点：
一是制度严明。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再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甚至详细到座椅。一张座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切片”构筑起庞大的财政正义，打造出一个官员不敢浪费的制度氛围。
二是财政透明。在香港，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政府财政预算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往复。
三是尊重民意。66岁老太朱绮华只是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就霸气地推翻了环保署的批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段”急刹车，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一刹就致使2016年通车无望,总造价将提高30%至40%,单计大桥主体工程,港方就得多付68.2亿至91.1亿港元。
四是主官带头。今年初，媒体披露香港特首曾荫权在过去4年外出访问40次，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所披露的曾荫权4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精确到元，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访问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而和香港相比，内地虽然也有看起来似乎完善的制度，但却难以落实。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财务开支和预算情况，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成了一个“谜”。那在人大会议上走过场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只有寥寥数页，单薄而晦涩。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代表们，也只是举举手而已，谁要是太过认真，恐怕就再也没有审议报告的机会了。
而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支笔报销制度，使得“三公消费”成为“内部机密，不宜公开”，最终变成了合情合理的“腐败”，成为个别人中饱私囊的取款机。
正因如此，才培育和助长了内地官员在花费公款时的“慷慨”和“豪爽”。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如广东汕尾市烟草局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仅仅是2010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全年平均每天吃喝一次多，最高的一次消费达8万多元；江苏海门市审计局一年接待费用要花1000多万元；吉林原煤炭局组织官员出国游一趟花费百万……
我国官员在花费公款上的“慷慨”和“豪爽”，直接导致了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78年至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中国近年来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三公消费”，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种局面，客观讲，党和政府一直是反对的，也曾想方设法予以控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喊着压缩的同时却在猛烈增长。何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是光有好的想法而没有过硬措施或者说措施不力，所以才导致实现公务支出减少的目标只能是黄粱梦。
今天，我们从港府身上再次看到了控制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希望和可能。不是管不了，而是想不想真管。在笔者想来，关键是三点：一是信息透明，二是监督到位，三是以身作则。只要各级官员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相信公款吃喝之风必定能得到遏制。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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