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贪官在法律上享有“超国民待遇”，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异议。
立法方面，臭名昭著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10年”至今还高悬头顶，成为无数贪官的法律“保护伞”，鼓舞着他们在贪腐的道路上前赴后继，指导他们案发后“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执法方面，职务犯罪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量刑却越来越轻。虽然《刑法》383条早有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但现实中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元，也没有被判处死刑。近日有媒体盘点最近三年副部以上的落马贪官，共18人无一被判死刑，其中包括涉贿金额高达1.97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
更让国人叹息无语的是，贪官在法律上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至今还有加速提升、扩张之势。在“与国际接轨”、“尊重人权，尊重生命”等名义下，要求废除贪腐犯罪死刑的呼声，近年来在法律界、学术界渐成磅礴之势，以至于《要创造条件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一文的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很有信心地告诉某媒体记者：贪污贿赂罪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据媒体报道，就在最近一次刑法修正案的讨论中，“一位长期做政法工作、很有影响的人大常委”，就提出了贪污受贿犯罪取消死刑的问题——这些大人物怎么总是喜欢“做好事不留姓名”呢？应该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
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有番话颇值得中国人深思，她说：“我有时羡慕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欧洲国家，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乌克兰真理报》对此评论说：“贪官们之所以肆无忌惮，这与国家取消死刑不无关系。如果真能像中国那样，可以对贪官实施死刑，国内腐败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就在原苏东一些国家正在因当年迫于西方“人权压力”而急急忙忙赋予贪官“免死金牌”追悔莫及时，我们的一些精英却在挖空心思为维护和扩张贪官法律上的“超国民待遇”而努力奋斗。此情此景，怎不令关心中国前途命运者心急如焚？
如果说“取消死刑”还只是拟议中贪官们可以仰望的福利，那么“免于限制减刑”却已经是他们实实在在可享受的最新“超国民待遇”。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法院可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限制减刑后，服刑最短年限将在27年以上。但是，此一“限制减刑”的适用范畴，并不包括贪污受贿罪。
这样的刑法修正案不能不令公众困惑：既然出台“限制减刑”法令，当是因为现实中存在减刑太随意，罪犯得不到应有惩处、法律尊严遭践踏的现象。那么在现实中，究竟哪一类罪犯的能量最大、体制内博弈能力最强，最可能撕开法律的缝隙，以“减刑”名义践踏法律的尊严呢？毫无疑问，正是那些犯贪腐罪的贪官们。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贪官获减刑的比例竟高达70%。不时有媒体报道，一些被判重刑的贪官，在牢里晃个几年，很快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这是许多人对一些贪官被判死缓后的反应。
可见，在所有犯罪类别的减刑中，贪官的减刑最易，最普遍，情节最恶劣，民愤最大，危害也最严重。既然这样，那个旨在针对现实变化进行调节的刑法修正案，限制减刑时为什么竟然不包括贪官呢？那些立法者们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屁股决定脑袋”——与贪官群体的利益相通和立场相近，决定了立法者们的倾向性。除此之外，谁还能再找到其他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贪官能够享受如此多的“超国民待遇”，一些民愤极大的法律条款迟迟得不到纠正的唯一说得通的理由。
贪官在法律上的“超国民待遇”，不但令腐败分子免于后顾之忧，使贪腐局面雪上加霜，更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将中国陷入温总理所说的“最大危险”境地。因此，执政党要取信于民，使中国免于贪腐这一“最大危险”，不妨从清理贪官在法律上的“超国民待遇”开始。这种“超国民待遇”不废除，民众对执政党不会有信心，“从严治腐”也就只是一句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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