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关口”在哪里？

中央政治局为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刚刚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强调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总结推广我国社会管理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社会管理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次会议有三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清醒。会议认为，社会管理问题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也就是说，社会管理问题解决不好，确有“政息人亡”之虞。

二是会议提出的原则有创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统筹兼顾、协商协调，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科学管理、提高效能的原则，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创新。例如“关口前移”，不能总是在矛盾激化以后才处理，这对于当前“维稳”的被动局面非常有针对性。

三是对社会管理的主体在外延上有新的定义，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但会议不见具体措施，缺少针对性。特别是“关口前移”已经挠到痒处，可惜力度不足。

那么，社会管理的关口到底在哪里？

虽然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社会管理主要还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施行的，而当前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官员自身的管理行为偏离了党和政府的管理意图。

官员的管理行为为何屡屡偏离正轨？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在干部教育方面没有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要求，有意或无意地放松了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培养，不少干部从思想上没有为什么人服务的概念。我们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其升迁奖罚与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以管理者自居，认为自己就是人民的父母，只要完成上级的指标就是好干部。他们并不认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知道要代表人民利益来行使权力，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与人民的对立。

其次，由于政府缺乏对官员的管理行为的有效制约，使得许多官员分不清利益界限，反而形成以攫取“不当得利”为时尚。官员的个人利益应体现在名誉、地位升迁和薪俸中，绝不能允许其对额外的利益追求。长期以来，这条界线并不严肃。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官员一手以“政绩”抓官帽，一手以权力抓“财富”。更有甚者，以官帽抓财富的人独霸一方，贿选、买官屡禁不绝。

另外，多年的“经营”活动，早已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链条，使得官员的管理行为难以秉承中正。官员自身入股企业，家族经商，官套官、亲联亲，一荣俱荣而一损俱损。官员子女、亲戚异地报考公务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一年基层，二年回调，三年升职，某些地方几乎一呼百应，不是本家族的官员倒成了少数派。

官员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党和国家的一切执政意图都要依靠官员来实现，要管理好社会，首先要管理好管理者，这是社会管理的最大“关口”。“关口前移”就必须让官员放下“包袱”，这个包袱不是别的，正是官员的不当得利。当官员的意识中只剩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时，中国社会一定会和谐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得到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