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模式之比较
牟宗三：
      “因国家之成立并非以经济为决定因。犹太人固善于经济者，而不足以成国家。又对抗亦非国家成立之决定因。盖国家并非对抗而成立，国家亦非纯是武力之别名，寄其本质于武力。吾华族受夷狄及近代列强之患及侵入，可谓屡矣。岂止对抗而已哉？何以终不出现国家性？由是观之，国家之本质必别有在，决不在此诸外缘也。”
     西方文明有希腊、罗马以至日耳曼时代，但最后都只落实于一个民族国家（希腊、意大利、法-英、德）而不成其为一个西方文明的连续整体，直至当今欧盟的出现才成为一个松散的“封建”联盟组织（商、周模式）。相对而言，中国历史则多以朝代系而不以种族分，秦、汉（楚）、唐（鲜卑、匈奴）、宋（汉）-辽（契丹、突厥）-金（女真）、元（蒙古）、明（辽、金）-蒙古、清（满、蒙、汉）-回、藏……中华民族。
    就总体而言，犹太人在宗教文化、工商科技等方面是中东地区注入西方的灵魂，但是这样一批天之骄子并没有能团结西方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文明体，反而在金融危机中充当“威尼斯商人”的角色导致了种族仇杀的恶果，直至当前只是在美国犹太财团的院外活动之下维持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法西斯的变种）。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纳粹党人给犹太人带来的痛苦中学到的教训，不是避免犯下他们曾经深受其害的罪行，而是轮到他们来迫害更弱小的民族。……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证明了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一个要点，即西方非犹太人长期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犹太’特征，并非任何特殊的、代代相传的民族禀赋，而是源于流散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特殊环境。”
    而汉族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种族、毋宁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早期，他们是黄河流域的水利联盟，之后随着后春秋战国的混一、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南（越）北（胡）朝的融合、明清对宋元以来割据的再统合才成为今天的规模。甚至五族共和到五十六个民族的反哺，都在在说明中华民族作为文明体的对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示范意义。
    西方模式导致世界长期处于“战”国时代，即欧陆混战、殖民战争、二次大战、冷战，直到消解殖民病毒的中国以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相倡导，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导致了两极争霸、同归于尽（核寂灭）的缓解。当前世界格局由地缘政治向币缘政治的转变是国际冲突从种族转向文化的转折，是狩猎经济（生存竞赛）向知识经济（分工协作）的进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和减贫目标提供了借鉴。“中国的农业技术和装备先进实用、简单易操作、成本低,适合非洲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牛盾表示。一方面,非洲的耕地、水资源、草场和渔业等资源极其丰富,具有发展农牧渔业的良好条件,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存在巨大的开发潜力。
   东方文明偏重于社会人文一面，从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民国，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周期在不断缩短，而文人治理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越来越显示出她的“人”的价值。
   西方文明偏重于经济科技一面，持续千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人们更多的向自然界（包括非、美的原始社会）去开发和索取，然而战争（狩猎）经济遭遇到了核战和网络战的物质边界。
   东西文明的结合部外在的是核恐怖平衡作为反太阳的隐喻，内在的在于信息网络技术对物质与人文的中介。日本的核事故已导致德国对“核”的全面反思，韩国也感到了朝鲜核危机的另一面。西方的能源殖民遭到了阿拉伯革命的抵制，这将扩展到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南-北）中间地带。维基揭秘则在政治强权和精英游戏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媒体的发展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可能会输掉一场战争，不过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而是世界舆论阵地上落败。”（蒂莫西·加頓，阿什）

世界多数民主？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按照亨廷顿的标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欧洲北美人口历来不足世界五分之一，何况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上升，比例的反差越来越大。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其次，西欧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剧上升，许多国家因此而出现了与美国相同的内部问题。亨廷顿指出欧洲国家已在收紧移民政策，并且建议美国也要这样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必。像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出现的新右派、德国出现的新纳粹和澳大利亚最近出现的反亚洲人浪潮都在加强着亨廷顿的论据。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