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贪官贡献论”的心理和社会根源

贪官在落马时大多要谈自己如何对当地经济有贡献，如何对得起人民，最有典型意义的当数茂名市原副市长杨光亮。“年过半百深陷囹圄，我壮志未酬身先死……”庭审中，杨光亮颇为感慨自己的“遭遇”，甚至还咏了四句诗。到了最后陈述阶段，杨光亮更是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但仍然表示：“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的，毕竟这么多年我的工作还是尽心尽力的，也为茂名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很多人为杨光亮这句话不耻。不过，是否应该冷静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在性命有“虞”的时刻，贪官们为什么还这么“要脸”？本文试图从心理和社会因素上做点浅析。

人的语言表达是心理需要诉求，一般来说，不外乎两种情况，即简单的需要诉求和复杂的“情景适应性”诉求。前者是实话实说，后者则有真有假。假话也是一种需要，它出于个体对不同重要性需求的选择。例如，当困倦大于饥饿时，为了“赶紧睡觉”，你请他吃饭他会说“不饿”，这个“不饿”就是假话。假话有个特点，它是行为人根据生理需要程度来选择并实施的。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的结构体，在复杂的环境中，说假话也就成为某些人不可或缺的语言组成部分。但不管说假话者多么高明，总可以从他的需要指标比较中找出判断坐标。从骗取衣食到钱财，从骗取感情信任到名誉地位，最终止于生命的最高需要，这是一个科学的逻辑。也就是说，不会有人在性命不保的前提下，用对于生命已经毫无意义的假话来表达与生命不相关的需要。通俗的古语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那么，贪官们在“认罪”的最后一刻为什么会说一些与“性命”无关的“面子”话？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实话”，而非谎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实话”与客观事实相违背，才使得心里的“实话”变成实际上最无耻的谎言。

贪官的心里实话与客观事实相颠倒，真实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资本的特性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做官成了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业。资本最无耻，它毁灭的不仅是道德、良心，而且会从根本上毁灭人性。被资本腐蚀了人性的人就如倒立看世界，“实话”也是颠倒的。

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讲投资理财的。文章将各种社会活动、各种职业都视为投资行为，其中就包括从政。通过归纳和演绎，排比了投入产出比，分为资金投入型和智力投入型。在智力投入型中，简单体力劳动比值最低。复杂的脑力劳动又分管理型、技术型、经营型，管理型比值最高。最有意思的是，社会（行政）管理又高于企业管理，其结论：经商不如从政。

毋庸讳言，当前很多报考公务员者中，鲜见报国为民的“高尚”，多是追求回报的“殷实”。有人就说，多年寒窗，反复考试考核，终于熬到这一份儿，如果没有实惠，放着这么高的智商为什么不经商，傻呀？

从政被“资本化”，与炒股没什么两样。赚了，应该的；赔了，就当我为中国的股市做了贡献，对得起股民。就是如此，落马，权当赔了，但我对得起人民，我为我的下辖做了贡献。

从哲学上解释心理现象，无非是一种人的思维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时尚时，会激励官员在从政行为中更注重道德和良心；当投资回报成为唯一准则时，必然会激励贪腐行为。“激励”在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过激励，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得良好的健康向上的心理，甚至可以改变动物的行为。

由于资本具有毁灭性，其激励作用是负面的。在资本面前，除了利益，几乎没有道德、良心可言。资本主义国家对官员并不提倡“先进性”教育，对其行为是以严厉的法律约束的。

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市场经济。因而，生产方式更接近于资本主义。原本行之有效的干部“激励”制度，如整党整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典型教育等等，在资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在法制上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纪律也难以约束越来越严重的贪腐行为。在民主监督上，也有一个“度”的两难选择：小了毫无作用，大了又担心出现“文革”、“四清”式的群众运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吏治”规则呢？

面对空前的腐败局面，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用超凡的气概，拿出高屋建瓴的措施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能克服自身的缺点，到建党100周年时，能欣慰地回顾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