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泛谈左翼一些同志对同性恋题材义愤的走火
目前左翼的一个出发点在于争取发言权，即以西人“尊重你说话的权利”来争取发言权。从现实的角度讲，某种观点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即使毛泽东再生，也必然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技术调整，而不可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翻版，这是生产系统深入发展各个系统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所以的确要现实的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渐次地推广文化革命，而文化必然是交流的，文革的教训之一就是宣贯式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而触及灵魂的东西，绝不可以强加。
文化革命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失误之一就是对斗争的对手没有保留人权底线，这也是违背毛主席本意而毛主席由于“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考量而没有精力纠正的。
所以对于不涉及到压迫、不公正、民主权利等等方面的事物不宜过多关注或者一棒子打死。否则，陷入逻辑上的死循环，我们反对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以传统的伦理习惯，那么人家对我们反对君君臣臣的圣人传统的看法予以反对岂不是同样的逻辑正确吗？
二、具体谈同性恋题材的部分正面意义
具体到关于同性恋，与女权运动一样，恰恰是西方民主运动一部分，这在逻辑上有其进步价值，本身就是在特定的西方文化环境下对资产阶级政治控制和压迫的一种反抗。
必须注意到西方的同性恋运动是伴随着60年代的左翼崛起而带有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抗性质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李银河的观点，与其夫王小波一样是对自由主义的崇拜，在其思想形成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背景中的压迫的一面，只看到在其阶级内部的温情脉脉的一面，从而全盘接受，从此成为心结，并以性为突破，全面推行其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反对的。李、王虽然真诚却是狭隘的，这也其悲哀之处。
但是强行把性解放定义资产阶级的东西，本生是需要需要慎重考虑的，我们没有理解拉丁美洲的开放性观念之下的社会主义思潮。
我们有一个资产阶级情调的说法，这个情调本身的形式（衣冠整洁、谈吐精雅等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的标签，只不过在落后的情况下，一些人的这些情调在生产关系的作用下以另外一些人的衣衫褴褛为基础，所以成其为资产阶级情调。难道周恩来的西装革履是资产阶级的？难道未来生产力大进步人的基本底线大大提高，劳动者也可以或者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衣冠雅致也代表资产阶级情调？
所以像这样的从形式上的批判，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先进，甚至恰恰会失去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和新生代的支持。
其实现在最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回归，如果社会主义短期内回归，那样就太奢侈了，最现实的任务恰恰是民生、民主和民权，这些正是我们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胜利以后的得到而现在又失去的东西。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了很多年，却被封建主义回归了。甚至自由主义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要剑指利益集团的自肥、民生凋零、阶层分化、民权削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三、我的意见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信仰正确的前提下，其信仰的根基是不牢靠的，往往带有太多的教条主义的色彩，脱离社会现实，以一种清教徒主义的观点对天下苍生，这正是我们被对手轻易搅乱而没有获得广大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原因。
当西方对两性的探讨有些观念认为不存在什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而是只有肉体之爱和情感之爱，并由于两者的不同组合而衍生出千变万化的形态的时候，当婚姻作为历史的产物在被哲学考量其历史寿命的时候，当我们“士兵突击”的主演所探索的两性电影只能在国外上映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者把左翼人士视为没有文化的乡土愤青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怎么能动态的团结社会力量形成广泛的获得精英支持的统一战线（难道精英不需要统战吗？革命的时候不讲究统战社会贤达吗？）？
毛主义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在于，世界一些事物都是辩证发展变化的，包括国家、民族、政党这些观念，但矛盾不会消亡，而我们的着落点在于把着个辩证的哲学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解放是平等的解放，不是一部分人的解放（那就是压迫）。只有在这个宽放的视野中我们才真正获得信仰、认识论、方法论的力量。否则，我们是无法和那些正面研究毛泽东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毛，和中国自由主义的短见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抗衡的。
后话：但是假如，作者只是一个策略，阶段性的姑妄为之，那我就收回上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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