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云南省高院保持中立客观立场评判李昌奎杀死2人案！
作者 坚守良知
李昌奎残忍地杀害王家飞、王家红姐弟二人，并强奸王家飞，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却改判死缓，王家飞所在的村民们联名抗议要求依法严惩李昌奎。同时，该案遭到舆论的质疑和谴责，近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却“偏着身子”在为李昌奎辩解，抛出了好几条理由，却忽略了该案的具体案情、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乃至公诉人的意见。对于这种涉嫌不中立、不客观的行为，笔者认为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是在忽悠不精通法律的网民和与王家飞同村的村民们。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判案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在反驳云南省高级法院前，有必要陈述该案的事实。
据云南网报道，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28岁的李昌奎一直很喜欢同村18岁姑娘王家飞，2009年春节，李昌奎曾到王家提亲，却遭王家飞拒绝。提亲失败，李昌奎一直想寻机报复王小姐。同年5月14日，李家与王家因琐事发生打架，远在四川西昌打工的李昌奎赶回老家。5月16日，李昌奎将王家飞强奸、杀害，王家飞年仅3岁的弟弟王家红也遭其残忍杀害，并用绳子将王家姐弟俩脖子勒到了一起。昭通市中级法院以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赔偿受害人家属3万元。但是，云南省高级法院以李昌奎自首、积极赔偿为由改判其死缓。
云南省高院两位院长说，每个人对同一判决有其不同的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倒向哪边；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的确，苏格拉底的死，给了我们一个警示。那么，法官就应公正地扬弃民意。然而，请问两位法官，若民意认为贵院裁判不公，你们该虚心认同采信，还是固执己见？此案让笔者想起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审议“两高”报告时的一个观点，我国应改革完善陪审制，应让不懂法的一个群体裁判案件，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摇摆不定时，应尊重陪审员集体意见。笔者引用陈忠林教授观点之意是，对待民意，法官首先要尊重，并用法理与情理去分析权衡，保持中立客观地作出评判。民意的观点并非纯粹是情理，还有用法理去适用法律条款的民意。因此，两位法官的这一辩解值得商榷。
该院两位法官第二组辩解意见：对死刑，法官要慎之又慎；李昌奎案属民间矛盾，有感情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自首不必然从轻，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若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应宽容，否则就没人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正确，慎用死刑，但慎用并不等于不依法判案。民间矛盾之说，好像是王家飞一家先做了对不起李昌奎一家的事情，那么，李昌奎行凶就情有可原？同时残忍杀害两个年纪不大的人，并有强奸行为，这种肆意残害两条生命并逃跑几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不大？若其犯罪行为、损害后果、社会危害性较大，该不该依法严惩？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说，李昌奎有哪些可从轻处罚的条件，其从轻处罚的理由成立吗？逃跑几天后才迫于法律威慑力自首，在外力的作用下才赔偿了2万多元，且法院仅裁判3万元赔偿金，是不是值得推敲？能抚慰受害人家属吗？为何不启动刑事司法救助？现实中，我们对确有悔罪表现的刑事被告人，难道没有宽容？不能生拉活扯李昌奎来要挟民意：若不宽容李昌奎，以后，就没有人敢自首了，你们看着办吧。社会确实需要理性和宽容，但前提是不能违背法律，这是一个大前提。希望法官千万别忘了。若对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宽容，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有恃无恐地犯罪了，那么，就知法犯法，司法违法。
法官的第三组辩解意见：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按照这两位法官的观点，按照法律，该判处死刑，但是，法律还得挽救罪犯，法官也为难啊。现在，两个人已被杀死了，民意，你说是惩罚，还是挽救李昌奎？是死刑利大，还是死缓利大？在根据事实和法律裁判时，讨论利弊关系，明显是在转移视线，偏离了主题。对于不懂法的人来说，将会被引入思维绝路，而对于一个理性而中立的公民来说，绝不会被牵着鼻子钻进死胡同的。若法官在判案时也这样，那么，后果将会怎样，可想而知。
法官的第四组辩解意见：杀了他两家都将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给这家人赎罪。按照这种逻辑，那么，以后法官判案时都应考虑，特别是对凶残的黑恶人员，更不能严惩，因为这会招致更严重的报复。而不杀的话，还可赎罪。这是一个什么逻辑？法官还举例佐证，但该案例与李昌奎案截然不同，因被害的保安在不同场合取笑车场管理员在先，是其羞辱过错才导致被害的。而王家飞一家有过错吗？而且，所举案例中，凶手认罪态度好，还积极赔偿，更主要的是得到受害者家属谅解。而李昌奎赔偿积极吗？法院仅仅裁判区区3万元赔偿，且可能还是空头支票。同时，王家飞、王家红的家属并未谅解，同村的村民们也要求依法惩治凶手。只是想到李昌奎一方的因素，却不知云南省高院的法官意识到这些因素没有？
对于李昌奎一案，其实非常简单，云南省高院完全用不着耗费这么多观点来辩解。刑法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只需用药家鑫案参照，即可评判李昌奎是不是享有了超越法律的特权。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应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定罪。对李昌奎适用死缓，是否与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而云南省高院是否在公正评判李昌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后定罪的？
法官判案，应当客观中立。对于李昌奎一案，云南省高院只是再为李昌奎辩解，却对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的意见只字不提，媒体在报道时，也只是引用了受害人家属及村民们、网民的观点，也遗忘了公诉人的观点。这是为何？被赋予法律监督职权的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的起诉方，也是代表国家在行使法律监督权，其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在法官与民意争论不休时，也该公诉人站出来发表你的观点了，法官的裁判是否公正，民意是不是不理性的依法评判，民意是不是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
有一点需要声明：笔者发表以上观点，终极目标不是是否处死李昌奎，而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应怎么公正履职，无论民意是理性的，还是粗暴的，应如何对待民意？负有监督职权的检察机关，在这时，决不能沉默！因为检察机关的沉默，不仅有旁观者之嫌，还不利于一个案件的公正处置，更不利于公民正确理解法律，不利于民意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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