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既要依法判案更不能忽略刑罚的功能！
近来，舆论强烈批评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残忍杀死二人（又强奸）的李昌奎死缓，近来又曝出赛锐残忍以27刀刺死21岁女孩吴倩，却也被改判死缓。两起案件被舆论高度关注，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舆论锐利的眼睛绝不会放过违背法治精神的行为。无论是普通公民的暴行，还是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而之所以被舆论强烈关注，是因这两起案子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让人质疑之处，更重要的是，云南省高院对挽救刑事被告人津津乐道，却对刑罚的威慑功能、教育功能、鼓励功能以及对被害人的安抚功能和报复感情平息功能抛在一边。
也就是说，国家设置刑罚这个玩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云南省高级法院首先应弄明白。
或许，搞清这一概念后，云南省高院才能深刻意识到自己裁判的不当之处。
首先，刑罚就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刑事惩罚，以剥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强制力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刑事立法明确了某种犯罪行为应处以何种相应的刑罚，就如同给所有社会成员警示：若你犯了这样的罪，你就会为此付出没有商量余地的高昂代价。当法院对刑事被告人依法宣判了的刑罚，就告诫其他社会成员，从中汲取教训，打消犯罪意念。当犯罪人体验到执行刑罚之苦，其他社会成员也会知晓，或通过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代价想象那种滋味。因此，刑罚的威慑功能是其功能之首，不能抹去。
其次，刑罚的教育功能和鼓励功能，当法院对某一刑事被告人处以刑罚，就是对其犯罪行为的一种否定，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做，否则就会受到刑法惩治，并鼓励公民都要守法并勇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最后，当受害人家属目睹亲人遇害，要么遭受伤痛之苦，要么承受失去亲人之悲痛，还会对行凶者产生一种仇恨、报复心理。这些心态，都是自然反应，我们均要报以同情与理解。因此，虽然我们进入文明社会，摒弃了同态复仇的理念，但必须安抚受害人家属，平息报复之情。那么，就要根据客观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刑事被告人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
我们来看看，云南省高院是尊重客观事实吗？是正确适用法律吗？
李昌奎也好，赛锐也罢，杀人手段都是极为残暴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其行为毫无人性可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同时，刑法规定，量刑时，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应相适应，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根据目前我国司法机关裁判死刑案时量化的原则，这样的案件应执行死刑。重庆的邹鸿成杀死一人还犯强奸罪，西安的药家鑫杀死一人，均被判处死刑。若对李昌奎、赛锐不执行死刑，根据刑法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那么，类似被判以极刑的刑事被告人就受到不平等对待。若这样残暴的行为不受到相应的刑罚惩治，那么，就意味着，反正杀死一个人也好，杀死两个人也罢，只要有自首情节，就可免死，我也可这样做。大不了被判死缓，然后认真改造，可减为无期、有期，最终还有重返社会的机会。因此，这对犯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轻判，起不到惩罚的作用，对即将犯罪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助长，甚至是放纵，刑罚也起不到威慑、教育的作用。
对本应依法惩治的犯罪人轻判，对于守法公民来说，也是一种扭曲的法治教育。因为类似的犯罪行为人并未受到平等对待，对法治的权威性、公平性丧失信心，刑罚不仅未起到鼓励功能，反而民意会质疑司法公正。对受害人家属来说，精神上得不到抚慰，不仅加深对犯罪人的仇恨，也产生了对司法机关的怀疑甚至敌意，刑罚的安抚功能和平息保护情感功能怎能发挥？
总而言之，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相适应，且任何人都得受到平等对待，却不能抛开刑罚的威慑、教育等功能，而一味地高谈什么人权、人性。要知道，犯罪人杀人时，是对人权的尊重还是侵害，是人性还是兽性的残暴？因此，评判一个行为，不能顾此失彼，而应坚持基本的原则，公平公正地评价并裁判。
作者 坚守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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