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仇富”——兼评《杂文报》龚德明《“仇富”是个浅薄的结论》

再说“仇富”　　

——兼评《杂文报》龚德明《“仇富”是个浅薄的结论》　　

杨景水　　

去年拙文《“仇富”只是一种现象》在乌有之乡发表后被多家网站转发，近日见《杂文报》（2011年7月15日《杂文报》）头版发表了龚德明的《“仇富”是个浅薄的结论》，颇有感触。　　

龚文说，“不可否认，目前的社会，存在仇富现象与情绪。也无庸避讳，这种现象和情绪已经相当严重。但由此简单地作出‘仇富’的结论，未免浅薄。因为仇‘富’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仇‘不公’。”　　

而拙文则明确指出，“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仇富’只是一种现象，阶级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　　

一说“现象”，一说“表象”，两者似无区别。但“不公”与“阶级矛盾”则显然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不同。“不公”仍是现象，“阶级矛盾”才是本质。　　

关于“不公”，拙文说，“谁都知道，‘贫富悬殊’与‘分配不公’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龚文说的”“不公，与拙文的“分配不公”，也似乎并无分歧。但龚文说的”“不公，只罗列了一些读者无法核实的诸如“公务员除基本工资比企业职工高外，还享受着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享受着比一般员工高得多的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同是这个国家的老人，养老制度却有三等：企业养老保险；事业退休制度；公务员退休制度。退休金数额之比是1：1.8：2.1。目前，这一差距已拉大到3－5倍。”等等。甚至连企业退休职工和公务员的丧葬费也罗列其内。这些“不公”的涉及面，看似庞杂，也许作者下了大力气搜罗，但却不可能客观地反映问题的全貌。因为，全国没有统一的工资标准，国企、私企、外企之间，国、私、外，各企业之间，千差万别。企业养老金、公务员退休金，以及他们的的等级和金额，全国也难能一致。这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普遍存在的、妇孺皆知的事实。因此，龚文所列举的各项待遇的金额和比例，并无权威性；以此论述“不公”，以点盖全，就现象论现象，难有结论性意义。　　

“不公”，肯定是存在的。最重要的不公，是老板和工人之间，以及金融、通信等工资奇高的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工人之间。龚文把企业养老保险、事业退休、公务员退休的“退休金数额之比是1：1.8：2.1。目前，这一差距已拉大到3－5倍”作为“不公”的论据，请问，富士康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矿的老扳们的超额利润与工人的微薄收入，相差多少倍？远远超过了3－5倍吧！龚文为何避而不谈呢？最重要的是，这种差距——即人们常说的贫富悬殊所表现出的不公，是怎样形成的？那些千万、乃至亿万富豪、富商的资财，难道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他们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由工人的血汗堆积起来的资本积累吗？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的“仇富”，怎能不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客观反映呢？只用“不公”或“仇‘不公’”，又怎能掩盖得了问题的本质呢？　　

其实，龚文所罗列的那些“不公”，有些毫无道理，如“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企业职工不交就没有。而公务员则一方面不必交纳，另一方面又拿得相当高。惟有房屋公积金，公务员交的多。为什么，他们制定了一个政府翻倍补给的政策，你交一元，政府就补你一元，他们便成千地交（这个政策没有排除企业职工，因为他们知道企业交不起），等于在赚取国家百分之百的利息。”（题外话：此句中有三个“他们”，第一个指政府，第二个指公务员，第三个又指政府。显然犯了主语混乱、交叉使用的语病。）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龚文所说的“不公”：　　

关于企业和政府机关在医疗及养老方面待遇的差距，只有进入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共产主义阶段才有可能消除，在此之前，任何国度区别总是存在的。当今，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在所难免。至于两者差距的大小，恐怕全国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国的差距并不一定大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　　

关于“房屋公积金”，笔者没有调查，本不想涉及，但仅就龚文的文字，可以断言，龚文的指责多此一举。因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两者之间，在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待遇国家政策是一致的，并无亲疏近远之别。龚文却感到优待了公务员，冷落了企业职工，说什么，之所以“这个政策没有排除企业职工”，是“因为他们知道企业交不起”。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即使龚文所说属实，说到底这不也是两者工资收入的差别吗？此点，同文已有论述，重复地说，岂非车鼓轳话，反来复去地废话连篇吗？要说有什么新花样，无非是“政府翻倍补给的政策”对公务员有好处：“等于在赚取国家百分之百的利息”。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本不应推行住房商品化，如今的初级阶段，在住房商品化的条件下给人们点好处弥补一下，也谈不上“赚取国家百分之百的利息”吧。这不能不使人质疑，龚文有挑唆企业职工对公务员、乃至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龚文深一层意思是“富并未错，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富不但不对，而且是一种卑劣的妒忌品质，应该摒弃与鞭斥。而‘不仇’则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垢病。不‘仇’，恰恰意味着是非不分，是正义与民主精神缺失的体现，同样应该唾弃。‘仇富’与‘仇不公’的差异就这么大。可见，将仇‘不公’说成仇‘富’，这一‘浅薄’的概念偷换，造成的思想混乱与社会危害有多大！它是对代表正义的‘仇不公’的民众新的不公！”　　

龚文所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其意是只反公务员的工资高、待遇高，不反资本家的剥削；藐视“仇富”，而极力主张“仇‘不公’”。龚文通篇不见反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但掩盖阶级，还不承认剥削；相继而来的是，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把矛头指向了当今的社会制度。因为，既然它认为对“不公”的“‘不仇’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垢病”，那产生这一“垢病”的社会制度也就成了罪魁祸首了，自然也就应该和这种“垢病”一起“摒弃与鞭斥”了。　　

这种不反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富并未错”论，是什么论点？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的论点，是对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进度太慢的抱怨，是对全盘资本主义复辟的向往。而挑唆企业职工对公务员和国家的不满，则妄图对实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来，一味地做大“蛋糕”，而不注重把“蛋糕”反得公平合理，不注重在分“蛋糕”中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不回归“弱势群体”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既得利益者”们就要翻天了！　　

201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