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正县妥善处理“日本开拓碑”事件建言（修改稿）
端阳生
黑龙江省松花江畔，方正县执政者为日本开拓团（侵略者）数百亡灵立碑刻名祭奠，大错特错。近日，该石碑已被爱国者强行砸、泼、拆除。网民又吁请黑龙江省对该县主要当事人撤职查办。
端阳生认为，“开拓碑”必须坚决、彻底铲除干净，不留痕迹。但也不能就此了结，也应以立碑刻名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清除遗患。
老端还认为，选拔与培养几位县级父母官并非易事，不能一有失误就撤职罢官。毛泽东主席始终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做法，应当给他们带过立功的机会。
25年前，老端在山西省忻州市郊外凭吊我国元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在野史亭看到一块石碑，颇受启发。愿借晋人之高招，为妥善处理这一件提供良策。具体办法是：
不撤职，免查办，要处理出一点文化韵味。做法是在该县“开拓碑”立地另立一碑，碑文上书：
中共方正县委书记刘xx、县长某某某、人大主任某某某、县政协主席某某某四人，滥用公款70万元，为日本开拓者（侵略者）的亡灵立碑刻名，丧失国格，有辱国民，错误严重。为消除不良影响，铭记国耻，记取教训，经本县各界无党派人士（代表）公议决定：罚上述四人合伙出资人民币17万元，立此碑以警示后人。
2011年8月15日
方正县社会各界无党派人士（代表）立
附：端阳生25年前的采风录《有口皆碑彭赞璜——野史亭观光特记》
今年3月，我去山西省忻州市参加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会议末了，应朋友之邀，到城南十几公里的野史亭去观光。公元1275年，我国著名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死后被安葬于此。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好问先生的“丧乱诗”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可悲情景，具有史诗意义。有人说他是杜甫的继承者，我以为当之无愧。今从这位诗人的家门口路过，若不去凭吊，必成憾事，故欣然前往。
当我跟随东道主观赏了三丈六尺高的野史亭门楼，仔细端详了 元好问 先生的石刻画像，浏览了甬道两旁的房室、松柏，然后在亭后一处殿堂之类的墙下停住，默读一块嵌入壁内的石碑时，一桩“公案”突然映入我的眼帘。
石碑上刻写道：“彭公赞璜为本县知事时驭下不严，诡弊多端，当时忻人无一肯过问者。及至民国十一年，映任清查财政一职，被良心驱使，认真清查，揭破黑幕多种。嗣经陈公敬棠、赵公良辰居中调解，遂由彭公出款七百元，作为重修野史亭之费。既可表扬先哲，而又为将来贪污失职者戒，一举两得，莫善于此……”
上述碑文简明易懂：姓彭的知事（相当于县长），因对部署管理不严，致使其下属官吏舞弊多端，为责其失职，罚他出银元七百，用于修建野史亭。对彭知事的这一处罚，既不是法院判定，也不是行政长官的制裁，而是几个被良心驱使的官吏（包括彭赞璜在内）所为，这种精神也算可佳。
时下，常闻某某县、市，某某厅、局浪费惊人，火灾、盗窃事故频出，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可是，只有极少数直接当事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多数部门领导人则没事一般，很少有自责的表现。这种官僚主义者，如果能像彭赞璜那样，从个人的存款折上拿出些钱来，用于修建当地的名胜古迹，修建革命烈士陵园，不也是一种体面的弥补过失之举吗？
不知这块戒官石碑，能给我们当代的立法者、司法者和一些掌权者留下一些什么有益的启示？
（1986年4月本文被《法制日报》和《山西政协报》先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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