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对通货膨胀做深层思考的时候了

回避不了的通货膨胀问题正在困扰着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不管CPI的权重往哪里倾斜，只有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生活“不起”了！社会和谐的最终落脚点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管理者的责任最终也只有一个，“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凝聚共识，应对通胀。

对中国本轮通胀的成因，有话语权的人以一个“输入性”将皮球踢给了美国，什么时候才有希望，那要看人家如何操作，“印把子”在人家手上，反正我们没有办法。其实我们对说话者的说法心知肚明，“输入性”只不过是将自己钞票印多了的责任推卸干净而已。

今天，人们在各大网站上看到了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文章，不仅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问题的主要根源，而且就如何抑制通胀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建议，我希望它能成为决策者的意识，那样的话，老百姓就有希望了。

本博反反复复读此文章，感到很有必要做些解读和引用，与朋友们一同分享。如果不过瘾，建议阅读原文：http://www.ceweekly.cn/html/Article/2011082997264823533661.html

任玉岭参事开门见山提出，此次通货膨胀对人们生活质量带来了明显影响，“希望专家和官员不要轻言‘拐点’，或对通货膨胀视而不见、遮遮掩掩。不要总在不切实际的数字上做文章”，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研究真实原因，以寻求治理通胀的有效办法。

文章首先分析了这次通胀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认为一些流行说法大多是“表”而不是本。文章认为，“我国这次通货膨胀的不断被推高实际与银行货币过量，和推动投资过度，以及资金大量流向社会有关系。也可以说这是经济泡沫形成的前兆和表象之一。”作者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2003年以来，金融部门的高速扩张显著超出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央行总资产2002年底5.11万亿元，到2010年上升到26万亿元，增长4.09倍；银行总资产2002年23万亿元，2010年增到94万亿元，增长3.09倍。广义货币(M2)2002年为18.5万亿元，2010年达72.5万亿元，增长2.92倍，而同期经济总量只增长2.31倍。央行、银行资产和广义货币的增幅都比经济总量增幅快得多。

对于2009年中央决定投入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复苏，防止危机加重“是完全必要的”。但任玉岭参事认为，这次投入的扩充，主要投向了政府和国企部门，致使一时间项目的摊子铺得巨大。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办公楼、高铁、公路、机场及很多所谓的“循环经济”无限扩张，此期间几乎所有国企都进入了房地产。拿到钱的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用着国家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创造的效益却常不是很高，又多进行了自我分配。

“也就是说，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项目上，就难以生产足够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吸收市场上的大量货币了。这种投资的恶化，才是通胀的根本原因。”

就如何应对通胀，任玉岭参事提出了七点建议。

一是理顺和改革银行增长模式。尤其要切断银行货币增长与银行内部人员的收入挂钩，降低货币增长冲动。

二是坚决改变货币的投入走向，转变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旧习，降低低效投入、无效投入。应下大力气支持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只有改革货币投入走向，无效投入才能减少，通胀的危险才能降到最低。

三是改革财政转移制度，加大对社保支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我国财政每年增长20%以上，8万多亿的巨额资金如何分配、如何用好，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对治理通胀和防止通胀延续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四是大力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投入。目前我国社保的全口径投入占GDP 6%，占财政12%，如果把财政预算中的非财政收入一并考虑，社保占财政总支出约为7%多一点，这同国外社保占GDP 25%～30%，占财政35%～45%相差甚远。为了增强居民的抗通胀能力，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我们应该改革转移支付常规、降低行政开支，并压缩那些隐藏有腐败漏洞的公共产品建设和投入。

五是对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职工收入特别是对管理层的收入，要制定必要的法律予以约束。我国现在行业收入差距高达1：15，而日本为1：1.6～2，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为1：2.3～3.1。这样大的收入差，实际上与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分配、高收入直接相关。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加强监管力度，防止收入差距拉得更大。

六是严控房地产发展，管好用好土地。要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保障住房，解决刚性需求，并妥善处理银行此前对房地产的贷款及进一步抑制银行向房地产贷款冲动，以防止带来后遗症和防止泡沫破裂。还要打击银行少数人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通过向房地产公司高管大量贷款，倒卖房屋，沆瀣一气，从中谋利。

七是全社会都要加强道德建设，要加强济贫工作。据调研，某直辖市青年犯罪在监狱中占75%，其中75%是因盗窃抢劫；郑州公安局为打击偷盗泛滥成灾，专门培养2000名大学生，上街协助抓小偷。一个社会，有如此多的盗贼，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同时也表明我们的济困工作没有跟上。为此，我们政府的财政结构，要改变支出走向，调整财政的支出，按胡总书记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多从治本上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做内保的钱用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用在扶贫济困上，以减少穷人，减少犯罪，这样，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更安全，会不会更和谐？

就是这位任玉岭，曾因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会上嚎啕大哭。谁能说老百姓没有自己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