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教训》一文的思考
昨天，新华网在较为显著的位置发表了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环球时报》撰写的文章《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这篇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中央权威媒体以“意识形态”字眼阐述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还是首次。这也是国内罕见的在中央级媒体中公开重提 “意识形态斗争” 的观点。
在精英汉奸们看来，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改，怎么还提意识形态斗争，这不是倒退，走回头路吗？显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又要精英汉奸们伤心欲绝，因为他们一直暗地搞“意识形态斗争”的事实，正被这篇文章侧面揭发，简直戳了脊梁骨。而该篇文章能够在中央喉舌媒体发出，外界认为是获得中央首肯的，也标志着中央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重提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
李慎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一文，的确把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解体的原因，写的非常简洁明了，没有任何掩饰。而且立场鲜明，诉求现状非常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这也许是中央看重该篇文章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失败的教训，更是让人警惕和关注。应该说，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特别是高层领导放弃意识形态斗争，更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悲剧。
从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并成为喉舌媒体的一个观点，是不多见的。人们以前基本上是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国内特权与富裕阶层出现，体制弊端或者是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等方面去分析的。显然，这些方面都不能算是导致苏联轰然倒塌的根本原因，而且综合起来，这些恰好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而导致的。只是人们因怕提“意识形态斗争”而犯忌，或者被精英汉奸们掌控了话语权。《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一文是从区别对待“不同政见者”与“不同意见者”的方式上，来谈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失败的教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在还有阶级社会的国家中，“不同政见者”和“不同意见者”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社会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重要载体。李慎明没有指出的是，苏联的“不同政见者”基本上来自国内的先富权贵和精英群体，而“不同意见者”来自普通民众。但他指出是两种性质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则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国当前的社会现状又何尝不是类似苏联解体时的情景。三十多年的资改，让一些精英群体暴富起来，成为权贵阶层。由于他们已不满足既有的经济利益，而觊觎更大的政治权势，则使他们变成了“不同政见者”。假如茅于轼等精英汉奸们，如果他们没有成为富人，或者依附于权贵阶层，或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都永远变成不了“不同政见者”。现在，他们却以自称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不同政见者”而沾沾自喜。可以说，三十多年资改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制造了一大批茅于轼等精英汉奸们的“不同政见者”。同样，也造就了一大批工农大众等弱势群体的“不同意见者”。由于资改和精英汉奸们强取豪夺，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纷纷沦丧，他们对“资改”的意见越来越不满，因此，当前中国社会遍地出现了“不同意见者”，从而导致民怨太深，社会矛盾尖锐。
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当前在对待“不同政见者”与“不同意见者”的方式上，也似乎在重蹈苏联的覆辙。李慎明提出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敌我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坚决反击。但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应该认清性质，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我们现在则和苏联一样，对“不同政见者”基本上不做任何反击，反而还不断纵容。像茅于轼等汉奸精英们本来是一直在搞敌我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同政见者”，并且被五万普通民众公诉之后，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斗争反击。而大多数持“不同意见者”的普通民众，仅仅因对官老爷和精英汉奸们的腐败等行为有意见，或者抵抗权势阶层利益的侵害，却会受到各种镇压、抓捕、反击。
尤其让人痛恨的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报刊网络等媒体，却能得到公开的支持，大行其道。而对于持“不同意见者”的民众却难有一个像样的发言平台。仅有的《乌有之乡》等几个普通民众发表“不同意见”的平台，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随时面临被精英汉奸们掌控话语权的危险。可以说，这是在“舆论自由的公开市场”条件下的最大不公平，也是我们国家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最致命的弱点。如果长此下去，“不同政见者”的阴谋不仅得逞了，且“不同意见者”也将被“不同政见者”忽悠煽动，而改变立场，到那时，就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杯具了。
希望李慎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教训》一文能够激起我国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一点波澜，并且谨记当前意识形态的敌我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很隐蔽的，我们要有时刻斗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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