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质是由“人性化”这块万能遮羞布挡着的，轻易看不见。布上除了印着“人性化”三个大字外，还有很多注解小字，诸如“自首从轻”、“给反省机会”、“非特别重大、特别残忍不杀”、“防止冤杀”、“珍重生命”等等，名目繁多。总的目的，是想通过暂时的“少杀”，达到最后的“不杀”，即在中国取消死刑。那么我们掀开这张遮羞布，看看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赫然是“容忍恶性犯罪，创造超级特权”。此时的“容忍”不代表社会更加的理性和宽容，恰恰是社会的贪欲所孳生的“凶残暴戾”的情绪发展到新的阶段的产物，是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
要说“人性”二字，其精神保留得最为本体、最为完善、最具生命力的地方，不在庙堂，恰在江湖，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中间。历朝历代，但凡经历苛政压迫、兵烽战火的乱世，吃大亏的肯定是老百姓，然而最终屹立不倒的也是老百姓，中华民族得以渡尽过往的万千劫波繁衍至今，根本的原因，正是民间代代相传的“人性”。这种人性是一种事关每一个个体的生存状况的关切。没有人性，就没有爱和凝聚力，也就没有家庭和民族。老百姓最懂得人性，最需要人性，也最能生发出人性。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当今法学界的一帮居心叵测之徒才在他们妄图“纵容”犯罪的险恶用心之外，涂抹了一层称为“人性”的伪装油漆。但是我们说，人性，不是个性，不是小集团性，更不是没有节制的无休止的个人欲望。它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族群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安宁，它的价值手段应该是人与人的公平、诚实、正义。包庇罪犯，容忍严重的犯罪，甚至饶恕残忍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这是导致民族内乱和自杀的毒剂，是根本的反人性。
生命世界的一切，必须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没有生命，一切无从谈起，一切也无需谈起。在没有生命的寂静世界，需要法律吗？不需要。既然如此，我们人类的法律，最后的底线应该在哪里？毫无疑问应该在保护个体的生命。“杀人者死”，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掷地有声地定下了核心的原则。杀人须偿命，目的不在偿命，而在杜绝杀人，且不问什么原因，也无须任何解释，底线在此，犯底线者死！惟其无情，方为有情。在活着之前、在大同之后，是法律管辖的范围，越过这一界限，法律将没有意义。
现在坏人们鼓吹“少杀”，尽管打着珍重生命的旗号，但从最近的实践来看，无一不是鼓励“杀人”。前者的药家鑫案，最近的李昌奎案，都是如此。难道此二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吗？值得，但他们剥夺了同样值得珍重的其他人的生命，违反了法律，踏过了底线，法律必须无情地宣判他们的死刑，只有对他们个体的无情，才体现出对社会整体的有情；难道他们的家属不值得同情吗？值得同情，但考虑过受害者的家属吗？将心比心，为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必须判死刑，惟有伤害罪犯家属的感情，才能抚慰受害者家属的感情，这是真正的人性；难道他们自首的情节不应该得到鼓励吗？应该，但他们杀了人，踏了底线。杀人这样的大罪由于其动摇人类根本秩序的性质，不能附着任何减轻罪责的因子。皮之不存，毛将焉副？这样性质的罪行，一切减刑的因素即使考虑，也都事实上难以挽回他们的生命；那么杀错了怎么办呢？答案是不能因噫废食，司法可以以一定的代价前进。
有人说，不管怎样生命总是可贵的，就算将他们终身监禁，终身不得假释，也比斩立绝显得文明。我要问，将一个鲜活的生命终身关起来，真的很文明，很人道吗？恐怕不是，这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伪善而已。受到禁锢的生命不如死去，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人类的自由精神如此，动物界的很多实例证明也如此。自由是生命的天性，将生命永久禁锢，不但不文明，相反却是异常的残忍。何必多此一举？况且当今中国的犯罪率独步全球，留着这些祸害也没那么多监狱来装他们。
当然鼓吹者的真心绝对不是如此，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保住小命要紧，再利用手中的金钱或者权势来迅速获得减刑，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人简直是在出卖祖宗、毒害子孙、毁灭宗庙，是丧心病狂地要从内部瓦解中华民族得以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他们没有任何人性可言，有的只是无止境的贪欲。他们的一言一行，无处不打着阶级压迫的烙印。试想一个杀人可以不死的社会，还有什么样的罪应该死？死罪既免，活罪又不能有效施行，好人胆寒、恶人无忌，中国的善良百姓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考量，在当今道德沦丧、价值观扭曲、犯罪频频的时候，绝对不能刻意地少杀或者不杀，更不能盲目免除死刑。那些以人性为幌子鼓吹纵容恶性犯罪的人，其行为正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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