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痼疾久难愈，诚心悔过不彻底——许迈永悔过书全文点读
高卧故园
一个许迈永去了，千百个许迈永还会前腐后继的，按照伪善家们的普世人性论，我对于许迈永的不幸不能不给予人类普世的同情，于是我仔细的点读了他的悔过书，我想那些普世们是不会这么认真的阅读一个已死之人的悔过书的，他们只关心废除死刑，他们要争取的是腐败不死的普世最高价值。而我却要找寻一个贪官的心路，并且在他已经非常诚心的悔过之上（虽然他没有对情妇多表示悔过，这个按照普世的说法叫感情丰富或博爱吧），指出他的悔过是不彻底的，或可为后来者鉴戒，于是有了下面的全文点读：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贫穷不是腐败的原因，许迈永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周总理少时穷的家里锅碗瓢盆都当了，母亲去世都借钱安葬，周总理成为了一代楷模】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当时迷信没有市场】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这算不得春风吹起，这是迷信回潮】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一天几角钱收入的时候，谁借你家300多元，这算不算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安全感是如何失去的？你的这点不安全感与下岗工人比算的了什么？你保后代不受苦，普通群众辛劳一世，自身有保障吗？】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这不是小农意识，这是以权谋私，不要厚诬农民】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不都是精彩的，英国发生暴乱，美国也有平民窟，关键是你接触的范围，在哪里都远离了普通群众的艰辛民生】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这不是潇洒自如，是挥霍民脂民膏】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求钱求利莫进来】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悔过的态度是诚心的】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这个思想观念的普遍形成，需要警惕，需要重视】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老板阶层的形成，需要客观分析，是不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老板光鲜的社交形象不代表他们不辛苦，经营管理的能力和行政管理的能力也不是一回事，官员不是商人】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这种普遍存在的继承思想既有封建主义的遗毒，也有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源头，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加强，】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悔过证明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鼓励官员下海是多么的可笑，有一点需要主义，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需要做的是公平规则的营造，而不是亲自去捞钱】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比如你法律学的再好，其实也就是多几把隐蔽犯罪的刷子，蒙蔽人民更长一点的时间，更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更便于逍遥法外而已，一个官员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就可以了，没必要深入研究，想找找有什么法律漏洞除外】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这个依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不想“别人发现”的规避法律手段，是太懂法律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亏没研究成叱咤国中的法学砖家，否则人民的损失更大】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准确的说是钻法律的漏洞，是太懂法了】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群众举报是如何被压制的，颇有意思】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组织上警钟敲得不到位】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太懂法的缘故】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这是群众举报的悲哀，信访制度需要完善了，信访家们大谈特谈的刁民就是这么一知半解】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一次次的过关，一次次的群众意愿的失败，群众监督政府的渠道和机制值得探讨】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总是要钻法律空子，这是太懂法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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