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在报道王世明副主任的这个答记者问时，同时在报道中放了几个“链接”：一，彭宇案；二、许云鹤案；三，殷红彬案。其用意很清楚，就是媒体的拿手好戏，叫做“用事实说话”。你不是说中国人有道德、讲道德吗？媒体就给你举几个助人为乐反而倒霉的例子。有些报道则话里话外地表示不认可此种说法，还有一个电视台，据说已经开始录制一期节目，讨论中国人到底是“道德高尚”还是“道德沦丧”。微博上也有人开始重复早已说过多少遍的话：中华民族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时候！很显然，王世明副主任说中国人有道德、讲道德，一些中国人很不满意，坚持认为中国人就是道德沦丧。我只是不知道他们这么坚持的时候，是否包含了他们自己。
中国人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当媒体用一个讲道德的负面例子以证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时候，其他人都可以用一个讲道德的正面例子来反驳。因此，媒体擅用的“举例说明”、“用事实说话”，其实是有欺骗性的。这种欺骗性在于，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播能力，把自己需要的内容传播得更广。至于媒体广泛传播的内容是否就是事实真相？与事实真相相距有多远，对于今天来说，日益成为一件令人高度怀疑的事情。恰如一些网友所言，在媒体营造的舆论氛围中，人们会以为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离开媒体营造的恐怖气氛，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社会环境的负面消息日益增多，本身也与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有关。中国大地上，正面的事情与负面的消息每天都有发生。媒体每天集中报道一件坏事情，365天，天天都能找到坏事情的素材。于是，在媒体的选择传播下，到处都是一片黑暗。反过来，如果媒体每天都选择好的新闻，则到处都是歌舞升平。两者比较，究竟哪个好，哪个是真实的，到也不能二选一。如果说到处莺歌燕舞比较假，那么，从媒体追求商业效益、追求耸动新闻的倾向性来说，媒体所营造的一片黑暗，常常也是不真实的。因此，所谓“中国已经道德沦丧”的论调，基本上是媒体营造的虚幻现实。
这一虚幻的产生还有一个理论上的深刻原因。近30多年来，中国理论界产生了一种全世界少有的受虐狂倾向，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成就，把中国人从古至今都说成是丑陋的、有劣根性的坏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优点。大量媒体从业人员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学习成长，因此，一旦遇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们几乎条件反射地认为，中国肯定不会好，肯定都是坏的；即使看起来像是好的，也一定是装的。所以，在中国人丑陋劣根性的荒谬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媒体无法接受王世明所言的“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讲道德的民族”。为了反驳这一他们内心不愿承认的观点，便在报道中利用自己的权力，采用了以偏概全的方法。
多年以来，媒体还经常鼓吹破坏道德、贬低道德的言行。从“百家讲坛”上鼓吹“真小人”，到大灾之时故意树立“范跑跑”的形象；从媒体工作人员极其龌龊的色情对话的曝光，到媒体工作者假扮妓女大肆传播“接客日记”；从不以造谣为耻反而鼓吹谣言倒逼真相，到媒体工作人员在“918”纪念日以猥亵的方式嘲笑爱国主义；凡此种种，当今部分媒体和部分媒体工作者已经给人自身道德沦丧的印象，由他们来判定社会的道德状况，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如果中国真的像媒体所言，已经道德沦丧，媒体自身也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元凶之一。
当今中国的部分媒体已经从过去具有公信力的舆论监督力量沦落为不负责任的自说自话，其中关键原因在于，当媒体投靠资本以后，号称第四权力的媒体，除了资本之外，再也没有监督和约束的力量。套用媒体常用的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媒体与资本沆瀣一气后，自己也成为失去监督的权力，难以抑制自身的腐败。所谓第四权力是指社会公器。但是，在市场化的趋势中，媒体这一社会公器却掌握在没有监督的私人资本手中。这一在西方社会早已出现的现象，在当今中国的媒体领域正愈演愈烈。因而，对于当今中国部分媒体的言论，我们不能再对其抱有天真的信任，而必须时时刻刻对其保持高度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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