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高利贷八成债主为公务员说明了什么？
“温州高利贷老板举家潜逃，八成债主为当地公务员”，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8日披露的消息。在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另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于上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举家潜逃，数日后被永嘉警方抓获。
先要估量一下该消息的客观性。一则，“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这是债主圈内的人估算的，消息来源可视为可靠。债主圈内的人相互环顾，彼此之间都留意他人身份与实力，乃投资放债活动的内在需求使然，在部分债主形成“要债同盟”之后，其综合信息更加真实可信。
二则，公务员债主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债主，在要债方面较其他债主具有明显优势，而债务人的厚此薄彼极可能损害“普通债主”的利益，因而非官员债主不可以“空对空”地虚张声势。
三则，最可靠的根据，是早有多个案例表明“官银”在高利贷中分量特重。如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非常普遍”，其实早就是当地官场和民间共有的常识。
需要指出，“公务员”这一通称，于此处使用不很贴切。作为债主的公务员还是少数，因为“一般的级别或者额度，人家高利贷还不要你”。
人轻权微的公务员，等于“信誉不良”和实力不足，在“借债人”眼里不够“债主资格”。原因在于，“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也就是说，企业主向官员借钱，并非商业活动与信用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行贿行为———不够债主资格的普通公务员，其实就是不值得对其行贿、得不到贿款的人。
少数官员成为高利贷的“带头大哥”，而多数公务员，被“值得贿赂”的少数公务员“代表”了。同时，少数官员集中占有庞大社会财富的现实，也在这等案件中得以彰显。一个“缩影”，它属于我们全社会。
官银在高利贷中的地位极高可以确认，那么多的官银是怎么来的？答案不言而喻。寻租而来，贪腐而来，仗权深入经济领域强取豪夺或“勤奋经营”而来。简言之，那些收入，非黑即灰。
毫无疑问，官银账簿即蛀虫名单；还有疑问，反腐机构是否会照单拿人？
此等案件有助于人们对官银或“官财”的真切理解。如今，官财之庞大规模已足令全世界感受到它的崛起。官财打个喷嚏，中国就会感冒；官财跺一下脚，大江南北都为之颤抖。
温州堪称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温州模式”曾奇迹般带着温州人暴富；据统计，当地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尽管温州富庶如此，尽管温州“民间信贷”活跃如斯，而官银在“民间借贷”中仍举足轻重———显然，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官员群体，实乃最高效、最富裕的群体；显然，“最发达的民营经济”，不如低调与隐身的“官营经济”更发达。
官银之成长发育如此之快，全仗良好的腐败环境和此环境保障下的“个人努力”。官员靠工资当大债主不可能，仅享有体制内“合法腐败”也不会占有大量“金融资产”。所谓“个人努力”很简单，就是贪心再大一点，坏事再多做一点，而机制却制造条件让他们“做坏事，得好报”。
贪官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撼动中国经济人物”。不过，经久的“腐而不败”不合逻辑，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不，由于本能驱动的贪得无厌与“无限压榨”毫无节制(抢掠活动也无法规范)，导致连“亲密同盟”也无法源源不断地对其输血，进而导致了“供养资金链”的纷纷断裂。
寄生虫过于庞大，到了比宿主还大的时候，还能继续寄生吗？吸血鬼吸干驮着它的骆驼的鲜血，接下来，就是从驼峰下来独自面对荒漠风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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