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者，中国平民教育之鼻祖也。原名武七，因为“行乞兴学”，光绪帝赐“为天下后世训”，清政府为他改成这个谐音，但更响亮的名字，皇帝还赐他一件“黄马褂”（相当于中国的“诺贝尔教育奖”），他拒绝了，有志气！他需要的是办学用的MONEY，“黄马褂”擦黑板也不好使。1896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二年，武训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装备比日本还好还强的白洋水师被日本打的落花流水郁愤而死的？因为在武训看来，这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而他是中国自费“兴义学”搞希望工程的第一人，他认为自己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这样理解也不完全是一点不靠谱的吧。
一，武训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平民教育家。
武训出身于山东堂邑县一个贫下中农家庭。自幼吃不饱，穿不暖，随母亲沿街乞讨度日。武训自幼好学，因交不起学费，十几岁给地主当长工时仍然是一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大老粗，被地主克扣了血汗工资也不知道。他暗下决心，要“兴义学”，要让天下穷人都能够“人人读书识字”，不要象自己这样窝囊！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自主创业生涯-----行乞攒钱“兴义学”的苦难历程。而立之年，他与哥哥分了家后，把分得的3亩薄田卖了，加上乞讨的积攒，一起放在一个富裕的乡绅哪里牟利办学。武训用这些钱买地，租种，收租；这样的滚雪球，钱就多起来了。经过30年的努力，积攒了2000多两银子，在不惑之年的时候，武训在家乡办起了第一所“义学”。
二，武训是一个具有普世大爱的平民教育家。
1889年，武训又在比邻的馆陶县办起了第二所“义学”；到了1896年，也就是武训去世的那一年，他又在另一个比邻的临清县办起了第三所“义学”。这二个“义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证明了武训是中国的第一个“教育菩萨”；至诚大圣先师的孔夫子，当年也是要“自行束修以上”，才能够做到“吾未尝不教诲也”的。武训不仅在家乡兴义学，只要有能力，还在邻乡兴义学，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孔夫子还要伟大的！
武训去世整整90年以后的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而义务教育真正的基本普及只是年内的事。各级学校学生上不起学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所谓“择校”还只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家的幸运儿们的游戏。19个年头过去了，国家承诺的占GDP4%的教育经费仍然没有兑现。不记得什么人说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上学）”的豪言壮语，正如列宁说的不能兑现的法律只是“空气的震动”而已！
三，武训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平民教育家。
武训乞讨积攒的钱没有分毫留给自己，更没有留给自己的后人，全部用于“兴义学”。他一生“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可是，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兴办最好的学校，请最好的老师，让穷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善莫大焉。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穷人免费受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彻底的改观，失学、辍学依然存在；农村学校的危房现象依然存在；上不起学的现象从小学至大学依然存在。我们的GDO 世界第一；我们的外债也是世界第一，怎么就始终解决不好穷孩子们免费读书的问题呢？怎么就不能多建几所学校呢？怎么就不能把现有的学校硬件搞得更好一些呢？为什么不制定被国家补贴最多的师范院校学生必须分赴农村执教（不是支教）的政策呢？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好，科教兴国也好，我们都懂，也都会说。科技人才从哪里来？不是教育吗！面对这个道理怎么就糊涂起来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最有意义的慈善行为就是投资教育，黄炎培、陈嘉庚，邵逸夫，李嘉诚等人都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当然，武训是他们的老前辈。
电影《武训传》是什么时候看的，时间已经模糊了。细想起来，50年代一出来就批判，后来文革一定是没有放映过，应该是文革以后的复映的，也过去30多年了，只记得三件事：编导是孙瑜；主演是赵丹；一句台词是：“打一拳，二个钱；踢一脚，三个钱”。我们的现在不差钱了，我们的教育有一万个理由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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