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常见说法是这样的：辛亥之时，清末新政正在取得进展，社会相当安定，立宪已成为主旋律，首义之所以爆发，是湖广总督对暴露了的革命党人处置不当，而首义之所以成功，又在于总督大人及时开溜。如此等等，首义的历史便被编入少数激进分子的狗屎运，使社会离开了循序渐进的良性轨道。
这样的叙事，无法解释一个“社会相当安定”的王朝何以在一场偶然发生的小闹闹中倒台，无法解释新知识界、学生界和新军界何以成了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的主要载体，无法解释一场首义何以引发多省响应，就连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也迅速转变了立场，无法解释朝廷命官何以没有了维护政权的底气而随时准备抽身，无法解释王室何以凄然逊位而四顾之下几无人效忠力挺。
早些年，辛亥的叙事恰好相反。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一场不仅不激进而且软弱性过强的风潮，一场被篡夺乃至失败的革命。那是“革命逻辑”的解释。在“告别革命”的解释下，辛亥则成为一场激进的运动，中断了君主立宪的良好趋势，而革命党人有时甚至被描画得近乎小丑。
叙事逻辑的转换，改变的不只是辛亥，还包括整部中国历史。史不绝书的起义，过去被称为农民革命，现在则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中断与原地重复。过去，农民革命的进步性固然被夸大了，而现在，将农民起义后面民不聊生的图景置于不顾，好像起义纯属“皇帝轮流做”的草寇行为所决定，又有何客观可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样的民间歌谣，表明造反并非人所乐从，离开“大饥，人相食”、“饿殍千里，官府索求无度”等记载来谈论农民造反中断了历史的循序渐进，难道不是无稽之谈？
近现代历史的叙事轨迹，变化尤其明显。过去，几大运动、几大高潮的模式，用以建立历史的进步规律以及迄今而止的结果的必然性。现在，反道而行地，历史被打个颠倒，为建构“一蟹不如一蟹”的结论服务。按照这种预为建构的结论，清朝其实可以完成中国的立宪制度，不幸而有辛亥革命，北洋本可完成中国的民主，不幸而有南方政权，国民政府本可实现国家的强盛，而不幸又有国共战争，终于使得国家至今蹭蹬。
历史其实不容假设，而这个“劣币趋逐良币”的历史解释模式，完全就是一条假设的路线。这样的解释模式，将最大的善意理解给予大清皇朝，认为立宪的诚意与方向已经昭显，而当时处身历史的人们则都是昧于时势，以至被革命党人鼓动，将皇帝制度一举消灭。
近几年来，一种尤为津津乐道的历史叙事，乃是塑造民国时代的佳话。知识分子的风范、工商人物的境遇、官僚阶层的容忍，以及丰富的社会图景，编织了令人怀旧感慨的民国风情。然而，这样的叙事里面，没有劳工的生活，底层农民的苦难，以及小市民的哀愁。这样的叙事，以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识字者中尤为精英的群体，来代替一个时代的总体画像，以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佳话代替历史的完整性认知。夸张的幸福，独家的讲述，如同三十年前夸张的工农独家诉苦。
在这种精英的怀想中，春秋战国时代因“人才总有用武之地”而备受推崇，竹林七贤的风雅故事也足堪称道，而俑贵履贱、人命枕藉、千里荒芜、万里无烟、人口动辄减少一半、皇家仪仗也凑不出四匹马等惨烈情景是被忽略的。
在这种精英的怀想中，军阀相伐的北洋是美好的，人心丧失乃至于高级官僚都纷纷倒戈成为“内线”的政权也是美好的，倒戈只是因为对手太能“利诱”。只要假装不看底层生活，不看普通人的艰难，就可以装作历史的大势不是由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决定，而是由精英分子的生活状态刻写。
这是一个苦难接着苦难的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有着连续不断的困顿。现状的不如意，足以让人去反向解读历史，并以演变的结果来怪罪当时的历史没有“长后眼睛”，没有前瞻的洞察力，看不到未来将要出现的问题。然而，即便生活在结果之中，流行的叙事也并不高明到哪里去，它作为主流叙事的镜像而存在，采取了一种颠倒了立场，这是完全的“对称性转换”，并不代表认识的独立，而恰好不过是被决定了的姿态性反抗而已。
今天，精英阶层也已经浮现，历史上的精英佳话于是有了需求，至于普通民众，不过被视为“乌合之众”而已。人们看不到或装作看不到历史上的芸芸众生，也看不到或装作看不到今天的万千苦难。精英之间的利益共生性在产生，并相互勾兑，互为供给，谁如果顾念普通民众，便被钉上“民粹主义”的标签。这就是“保守主义”的共同底线，变革或者不变革，改良或者不改良，涉及的只是精英之间的分配模式，而普通人不予其事，是精英们的“默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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