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歌”妨碍了晒“三公”？

唱“红歌”妨碍了晒“三公”？　　

――与　云边客　先生商榷　　

梁 新　　

10月11日　《杂文报》发表了云边客先生的文章《晒“三公”与唱“红歌”》。云先生批评说：“国务院今年明令中央各部委于6月底前要公布‘三公’经费，除了科技部于　4月14日　按时公布以外，其余多于7月以后才公布。而且公布者大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通常选择在周五、甚至双休日和子夜公布，可谓‘用心良苦’”。　　

云　先生在文章后面还进一步剖析说：“晒‘三公’的实质，是官员花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把黑箱里的东西放在阳光下。这样做无疑是割官员的肉，抖他们的丑。更要命的是，这种‘割’与‘抖’，是要高官大员自己去‘亲为’，其积极性和彻底性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更大可能的是本能的抵触，顽固的阻挠。尽管人民对之翘首以待，千呼万唤。不过，他们为什么又要硬着头皮去晒？因为国务院有严令；互联网众目睽睽盯着，毕竟官员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监督，毕竟衙门还挂着‘人民政府’的招牌”。　　

云　先生对某些官员对于“三公”问题的态度的剖析一针见血、入骨三分，直指要害，说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潮流对在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渴求和强烈愿望。　　

这些年来，人们除了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以外，意见最大的就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私用不仅大量耗费纳税人交的钱用于享受，更严重的是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甚至可以说，“三公”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妥善解决，迟早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我完全赞同　云　先生对“三公”问题的剖析。　　

然而，　云　先生在本文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三公”问题与“唱红歌”扯一块，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到今年“7.1”前后，的确如　云　先生所说，“形成燎原之势”。也正如其所说的，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是“唱红歌”的支持者，但是我也非常愿意认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理性地思考一下是否有道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真没有见到有一个人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反对理由。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无非是出于如下理由：一、“文革”时“唱红歌”，现在也“唱红歌”，所以，“唱红歌”就等于恢复“文革”那一套。二、“唱红歌”能够为贪官提供“红皮”，以掩盖他们的腐败行为。三、“唱红歌”并没有对某些干部产生教育作用,等等，更滑稽的是这次李双江的儿子打人，有人也赖到红歌头上。而这次　云　先生的反对理由更加奇怪，官员们只积极“唱红歌”，不积极晒“三公”。　　

我记得，我曾经先后与几位杂文界的朋友就上面的反对理由进行过商榷，理由不妨重复一次：一、“红歌”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解放前、“文革”前，“文革”中和现在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因为名称一样就加以反对，就跟“文革”中某些造反派因为刘少奇的《论修养》中出现过“修养”的字眼，于是谁使用了“修养”一词，谁就被说是同情刘少奇一样荒谬。二、利用“红皮”掩盖腐败行为的确有其人，但是这跟“红皮”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些人非得“拉屎不出赖地硬”，硬把腐败和“唱红歌”扯一块，那好，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顶多也就是几年的事情，那么在“唱红歌”之前就没有腐败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某些贪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腐败，无论是当年利用所谓“价格双轨制”的“官倒”，还是前些年利用企业转制，首先把企业搞垮，然后低价买下的所谓“改革家”，他们披的不是“红皮”吧？我们那些“唱红歌”的反对者怎么就不提“改皮”问题呢？他们不会提，也提不出来，因为这就如同有个歹徒穿着警服去抢劫，于是有人不是去抓歹徒，而是从此禁止别人穿警服或者要所有警服都销毁一样荒谬。三、“唱红歌”只是一种教育形式，如果只是用此单一的方法，教育效果肯定有限，尤其是对于某些油盐不进的贪官、庸官。我们现在的官员大多数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成长的，而且是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当官的，从正面说，对于某些官员，邓小平理论都对他们产生不了教育作用；从反面说，法律都对他们产生不了震慑作用，我们某些人却苛求“红歌”发挥超过其影响范围的作用，否则就加以排斥，这不就跟要求人们用机关枪来打现在的先进飞机，打不了就说人家无能一样荒谬吗？　　

最后剩下的一个反对理由就是　云　先生提出的某些官员对一“晒”一“唱”的一“冷”一“热”了。的确如　云　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些部门对“三公”是采取“蘑菇战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实在拖不过去就云里雾中应付一番。可是这跟“红歌”有什么因果联系呢？又跟很多官员热衷于组织“唱红歌”有什么因果联系呢？是“红歌”必然会导致他们这样干吗？还是唱“红歌”会妨碍了晒“三公”？打个比方，假如我跟　云　先生一个单位，而且他是我的领导，他非常喜欢看足球比赛，但是却对我们这些下属关心不够，我能够以此为理由反对他看足球比赛，或者认为是喜欢看足球比赛导致他不关心我们吗？　　

这些年来，据说在老百姓中产生了“仇官”和“仇富”心态，这种说法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大家仇恨的不是所有官员和富人，而是贪官和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而最令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某些人的“仇红”心态，说不出像样的反对理由，却总是跳着脚在那里反对，至于所谓“动用公款唱红”，也是一个摆不上台面的借口，就一个庆祝建党90周年的“7.1”期间，就算是动用了一下公费，满打满算，我想跟平时组织的某些大型庆祝活动差不多，跟这么多年来某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所花费甚至浪费的相比，应该连零头也达不到，用此作为借口，不起码是小题大做吗？　　

综上所述，对于某些“仇红”者和某些曾经对“唱红歌”进行过批评的朋友，如果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我倒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拿出点像样的反对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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