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按语：人民日报发文谈诚信，说得头头是道，应该算是一篇还算勉强的文章。说它还算勉强，是因为它引经据典，看似有道理，但却没有说的最重要的点子上，纯属“隔靴搔痒”。人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近年诚信的缺失首先来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管理者，其中又以股市“半夜鸡叫”负面影响最大，可以说是开了新世纪中国最大不诚信的先河。有了这次“半夜鸡叫”，后来所有的不诚信都相形见绌。显然，重建诚信必须从管理者做起。赵本山的小品可以“忽悠”，管理者却绝不可以“忽悠”。中国古时候有商鞅“立木为信”。“立木为信”是从商鞅做起。商鞅当时的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商鞅带头诚信，诚信才得以立。没有商鞅的带头诚信，要求国人诚信，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商鞅带头搞“半夜鸡叫”，反而让国人诚信，那就不但做不到，还会遭到人们的不齿。如此说来，建立诚信该从哪里做起，岂不是一目了然？
附： 人民日报评社会信任危机：让不诚不信者处处碰壁时下，“不信”，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语：做好事，不信，认为是作秀；帮助人，不信，认为有企图；甚至有人遇险去解难也不信。媒体报道，广东肇庆一70多岁阿婆跌倒后被人扶起，闻讯赶来的阿婆女婿却对其恶语相加：“周围的人都不扶，就你来扶？不是你撞的你会扶她？”多亏有监控录像证明。这个故事真让人感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和谐，诚为先。诚，不仅是和谐的润滑剂，而且是和谐的奠基石。可以说，离开诚，谈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与人如果互不信：“话到嘴边留半句”；或者是互猜疑：“未肯全抛一片心”；或者是互防范：“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能和谐得了吗？
同样是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76岁老大妈搭本村顺风车意外身亡，车主四次提出赔偿都被老人亲属婉拒，理由是要做好事人的钱，良心会不安。这种以德报德、好人好报的故事，展现了社会风气的另一端，折射了人性诚挚美好的一面，读来让人温暖感动。
和谐诚为先，就是把诚视为做人的根本。常言道：“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对于诚，我们的中华文化早有定论：唐代的李翱，把“诚”视为“人之性”；北宋的周敦颐，把“诚”看作“人之本”；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把天行四时、地育万物当作“诚之源”。可以说，自古诚行天下，而今诚比金贵。事实最具说服力。且不说过去那个老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小孩，由于自己的不诚而险些被狼吃掉的故事，就是当今那些头上带有不少光环的专家、学者、教授，最终由于自己的学术不诚，或抄袭、或造假，不照样落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吗？
和谐诚为先，就是为人处世要诚心诚意。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之谓也（《后汉书·马援传》）。可以肯定，做事只图其表，不叫诚；干事只谋私利，更与诚风马牛不相及。诚，只能是以心待之，诚恳、诚挚；以实处之，实心、实意。喜欢上镜、热衷造势，蓄了一尺水，却掀一丈浪，尽管所为之事是好事，所干之事是实事，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毕竟，真诚，用不着表白。其心，人能感；其意，人能知。生活就是这样：人心自有一杆秤，心心相通可预知。
和谐诚为先，就是诚字当头，行在其中。诚，不是外衣，穿穿就行；而是行为，只有行动才行。这种行动，不是比谁说的动人，而是比谁行的扎实。这种扎实，自不妄语始：即便有天大本事，也决不说天大话语；自做小事始：见有难，帮一把；见有哭，问一声；自放身段始：处高，向低走；有根，向群众。相信，只要这样做了，说不上能感天地，泣鬼神，倒是可以天天心舒畅，夜夜入梦乡。毕竟，诚字当头，于人有相长之益；行在其中，于己无自辱之患。
和谐诚为先，既是一种道德追求，又是一种行动底线。是道德追求，就要宣传教育；是行动底线，就要法律约束。实践证明，一种好的行为形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成的。不能设想，人人都是雷锋。对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法律与纪律，不仅使之得不到便宜，而且让其处处碰壁。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
“5·30”事件：印花税“半夜鸡叫”（中国股市20年20事(19)）
周俊生 《 国际金融报 》（ 2010年12月28日 第 03 版）
2007年，长期受着熊市折磨的中国资本市场终于开始出现了一轮牛市行情，从这一年年初到4月份，沪深两地股指都已出现了80%以上的升幅，其中仅4月份的涨幅就高达30%。2006年底上市股票的平均股价还在5元左右，但4个月后的平均股价已经达到12元，5元以下的股价全部被消灭。
于是，在5月29日深夜，由财政部出面发布一项新政，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来的千分之一上调至千分之三。由于财政部作出决定已经在深夜，大多数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已经截稿，因此这一消息未能及时在第二天见报，但它已由早上的广播和电视作出了报道。这一消息犹如给正处于狂热的股市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5月30日沪深两地股市开盘后，股指瞬间出现大暴跌，至当天收盘，上证综指下跌281点，跌幅高达6.5%，两市跌停股票数不胜数，流通市值一天蒸发42532亿元，许多投资者被深套其中，根本没有出逃的可能性。更令人恐怖的是，5月30日的暴跌只是开了一个头，以后连续几个交易日，沪深两地市场一直处于深幅暴跌之中，
财政部的这个突然袭击引起了市场的强烈不满，由于其是在半夜作出的决定，投资者将其称为“半夜鸡叫”。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在财政部这个决定作出之前，实际上政府要上调印花税的消息已经风传，市场也因此而出现了盘整，但就在一个星期前，财政部的官员却通过媒体向外表示，没有上调印花税这回事，事实上当时财政部的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两天后获得了批准。正是财政部官员向市场发出的这个信号，使投资者吃到了一颗“定心丸”，上证综指在这一个星期里又出现了疯狂的上涨。政府部门的出尔反尔引起了投资者的强烈不满，那几天，财政部成了资本市场的众矢之的。
原来牛气昂然的股市终于低下了牛头，但接连不断的暴跌终于也使政府意识到了过度使用行政干预对市场的伤害。从6月上旬开始，证监会又开始组织一些媒体频频“吹暖风”。6月5日，银监会本来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处理一批违规向证券商贷款炒股的商业银行，但就在召开前夕接到紧急通知，这一活动被取消，显然这是政府不希望这样的消息进一步对市场造成杀伤。这一消息在市场上迅速传播开来，显示了政策面开始回暖，直到这时，在上证综指跌去千余点后，一轮穷凶极恶的股市暴跌才算止住。
“5·30”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事件，它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资本市场容易走极端，要么是漫漫熊市，一旦转牛又不顾一切地迅速冲高，投机情绪成为市场的主流；另一方面，政府如何管理股市，也缺少合适的手段。
事实上，在“5·30”风波过去以后，沪深股市出现了更为疯狂的投机炒作狂潮，上证指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124点高度。面对这股狂潮，在“5·30”事件上饱受诟病的管理部门反而束手无策了。但这种失去理性的暴涨必然会带来暴跌，在6124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便出现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跌，上证综指在一年后下跌到了1664点的最低点，其惨烈程度在市场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其间，尽管管理部门又大幅度减低了印花税税率，但对拉抬市场已经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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