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组织部长”抽疼谁？

9月29日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被纪检人员带走。报道称，二人牵涉到青岛黑老大聂磊案。消息人士透露，青岛警方处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已被抓，一派出所所长自杀，涉案普通民警多达上百名。此外，青岛市前市公安局长王永利也被“约谈”。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2005年左右，聂磊一手下结婚，婚宴开席30余桌，“一半公安系统的人，一半黑道中人”。近年有两次青岛警界的“竞争上岗”中，聂磊活动频繁，并由此得到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的称号。（钱江晚报　2011年10月18日　）　　

读完这则报道后，我不觉得新奇，因为在官场，象聂磊这样的黑社会“地下组织部长”忒多。譬如，瑞安市一个名叫阿太的巫医、贵州的个体老板陈林、湘乡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光荣的情妇彭国英、南阳市原市长助理刘建国的情妇丁小平、茂名市涉黑商人柯国庆等，他（她）们哪一个曾经不是脚一踩地动山摇、手一挥风起云涌？　　

这些人，不是社会上的“瘪三”，就是市场上的黑仔，或是官员的情妇，没一个是正经好人。他们究竟凭什么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地下组织部长”？　　

一是腐败官员因为屁股不干净，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抓住了把柄。譬如，阿太曾暗地里跟踪土地局长章乡清，发现他　和三陪　小姐进了KTV包房，当章乡清与三陪小姐温存完时，阿太突然出现，从此阿太掌握了他的把柄，土地局长对他畏惧三分，言听计从。　　

二是好色官员因为经不住美色的诱惑，成为不法商人的掌上玩物。譬如，贵州个体老板陈林自从把自己的老相好、一个长得“有点像日本女人”，“比较有心计”的女人拱手让给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后，他就如鱼得水，拥有了左右贵州官场官员升迁的能力。　　

三是爱钱官员与情妇合谋，共同开起了“乌纱专卖店”。如湖南湘乡国土局的股级干部彭国英，凭借其情夫国土局长的要职，在湘乡开了家牌馆，一些“跑官”、“要官”的人，正是在这家牌馆，经彭国英之手，将钱送给陈光荣；而她本人也由此获得巨大利益。　　

四是贪婪官员只认女色，放弃原则。譬如南阳市原市长助理刘建国在担任南召县委书记期间，与有夫之妇丁小平苟合之后，生下一子。于是，对她宠爱有加，是刘建国眼中的“红人”。他们常常在床上研究提拔使用干部，丁小平因此成了一些人“加官进爵”的“敲门砖”。　　

五是部分官员见利忘义，成了涉黑商人的俘虏。譬如涉黑商人柯国庆，就是茂名有名的“地下组织部长”。他通过多次向市委书记罗荫国成功行贿，建立了特殊的“亲戚关系”，以致玩转了多个厅级官员。　　

六是少数官员因为利益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勾搭成奸。如青岛的黑社会老大聂磊，有过几次蹲大狱的不光彩经历，但也同时与部分警官成了“朋友”和“铁哥”。他依仗这层关系，在青岛警界呼风唤雨，随心所欲。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皆源于权力的赋予已经失控，使用已经失控，监督已经失控。正由于有了这么多的失控，什么黑社会老大，什么不法商人，什么官员情妇，都会处心积虑地瞄上处于权力颠峰的官员，都会轻而易举地当上炙手可热的“地下组织部长”。　　

从这个角度看，“地下组织部长”盛行于世并兴风作浪，对那些天天喊着要加强权力监督而实际无所作为者而言，无疑是抽了其一记无情而清脆的耳光，你们是否感觉到了疼痛？　　

在这个问题上，光靠喊几声口号，发几个文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是见不到什么效果的，必须下一番真工夫，坚决扭转那种“上级监督失之于远，同级监督失之于疲，下级监督失之于虚，法律监督失之于空，群众监督失之于无”的局面，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在干部提拔和使用中有知情权、发言权和否决权，使官场特色文化回归本色，领导干部权力恢复民性。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斩断“地下组织部长”的腐败生态链，才能使“地下组织部长”绝迹于中国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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