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掷地有声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话语落地一年半之后，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位全世界最窝囊的男人。
民众所需要的不是烦劳别人来给他们画一张“幸福和尊严”的饼，然后再去为这张画的饼去欢呼去振奋去感恩。如果这样，他们自己画就好了，何必烦劳别人的大驾？其实他们需要得到是实在的可以充饥的货真价实的饼。然而画的饼无效，一年多来，人们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反而收获了更多的耻辱、愤慨与不幸乃至绝望。社会也没有收获更多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男人和女人，反而产生了一位全世界最窝囊的男人。
很纠结，岂止是很纠结，简直是要纠结死了。
有人告诉我们，当我们对法律像对待上帝一样虔诚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那个最窝囊的男人恰恰有着这样的虔诚，他连正当防卫都不敢实施，一方面因为侵害人是“警察的哥们儿”，另一方面，或许他还担忧，正当防卫之后，他未必能顺利通过精神病司法鉴定而得到一个有益于他的结果。毕竟“警察的哥们儿”差不多就是“司法的哥们儿”，这很重要。那个男人甚至连骂一声也不敢，毕竟还有人一直在言辞凿凿地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话好好说，骂人是不对的。在法治论的语境里，这足算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模范丈夫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的真相实际上是，当我们对法律像对待上帝一样虔诚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更美好。
既最窝囊又最模范之丈夫的出现，向各位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摆明了一个铁的逻辑。当民众正当的权利与权力被剥夺的时候，法律必定沦落为恶人欺压良民的罪恶工具，法治理论必定堕落为强势阶级欺蒙弱势阶级的精神毒药。在一起又一起的强拆自焚、被自杀、被精神病、强奸、性侵事件之后，法律与法治理论家们几时站到过弱势人群一方？在民意的汹涌面前，至多不过是“下不为例”、“点到为止”罢了。
法治不是好东西么？非也，关键看司法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民众无权，司法权旁落于权贵手中的时候，法治就必然不是好东西。真正良好的法治，必然赋予民众以反抗权和组织权。没有反抗权，民众必然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没有组织权，民众一盘散沙，即使拥有反抗权，也难以形成反抗能力。连骂的权利也被剥夺，当然就没有反抗权。没有真正农民自己组织的农会，没有真正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当然就没有组织权。反抗权与组织权可能造成混乱，但是是以小乱求大治也，因为民众那里不会积累过多的愤怒，随时有发泄的渠道。如果加之组织得力，引领有方，则万不致乱。凡以乱为由头反对民众掌权的，仅是使民众散乱且丧失反抗意志，从而维护自己对民众的残害、盘剥与压制而已。况且，一年一万多起群体性事件的事实说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既是乱的原因，又是乱的结果。有人常宣扬暴民的可怕与残暴，他们是不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的物理定律，或者是面对对暴民曾经经受到过的残暴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症。
“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饼可以由他人画，但这做饼的工作必须由民众自己来完成。剩下的就只是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站在前面领导他们，还是站在背后对他们指手划脚，或是站在对面反对他们？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该来的都会来。对有些人来说，区别仅在于，你想让它怎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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