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血的“官员问责制”，终将形同虚设
作者：大漠鱼
最近，党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于是，包括一些业内专家学者和网民对于该制度纷纷表示质疑。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党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到底该怎么落实？为什么该制度背后总是呈现出事与愿违的现象？
今天，《四川日报》报道：经四川省委同意，决定任命李成云同志为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而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份，李成云、张作哈同时被免去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的职务。当时，张作哈被免的理由是任职年龄到限，而李成云为何被免，则没有通告说明。更具戏剧性的是，这起免职事件刚刚过了一个多月，李成云再次被省委任命，同样没有任何原因的说明。
对于一些官员被免职后又急匆匆复出，网友们将它比作为“强制性假期”，意为免职不过是给这些官员放了一次短暂的假期，只要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背后酝酿活动，复出是早晚的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更是形象地把这种复出比作是“躲猫猫”。王教授表示“问责官员复出，需要有一些条件，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的复出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那么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全文四章二十六条，其中第二章第十条明文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从表面看，这一规定似乎是硬性的，但仔细分析，这不过是一个迂回的障眼法而已。试想，一个因为重大错误甚至是犯罪被免职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特权群体”，而这个特权群无形中挤占了其他人应该共享的社会资源，这是一种缺乏民主的霸权独裁行为。而这种状况不单单体现在官员的职务任免中，生活中许多事实证明，只要是党员、是官员，就享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权。比如人大代表的刑事豁免权，比如党员干部记过、处分、降职、撤职等责任递减权。这些规定无疑在证明着一个事实，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过“人人平等”，之所以如此叫嚣渲染，不过是为进一步“愚民”找一个借口。
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官员似乎并不满足。想想看，自建国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这样一直持续的作为并没有很强烈的对抗，是他们自己耐不住一点寂寞，今天落马明天就急着上马。比如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为“黑砖窑事件”被撤职，但没几天就以县长助理的身份上任；比如西安公路研究院副院长李彦，2009年因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可就在2010年，人们发现，这位尚在刑期的犯罪分子依然担任着副院长、国企高管的职务；再比如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主管生产安全的副县长王新科，因一起矿难被就地免职，但在此后的一年里，他不但没有离岗，反而被提拔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随处可见。那么，是什原因驱使这么多的官员不怕被免职，是什么原因支持着一些政府公然对抗国务院的明文禁令？原因似乎多种多样，但又似乎极为简单。按照一些政府的解释是，该同志很有能力，重新启用将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果真如此吗？须知，中国向来是一个不乏人才的国度，反而是一些在任官员的腐败行恶常常被人诟病。笔者以为，一些官员不怕被免职，上级部门不敢对其免职，即使一时被免终将启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集团有其不为人道的潜在勾结，官场早已拧成一根相互牵制的链条，每个官员就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铁环，所以牵一发必然会动全身，自然不会有人希望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被动局面。
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开这个顽结，盘活官场的用人机制？笔者以为，像上述王教授的建议，或有可取之处，但仅能作为权宜之计借鉴，绝不可能起到根治的作用。要知道，形成这个恶性循环的劣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说到底是体制在萌发之时就生病了，要想彻底治愈，没有大手术、大换血是办不到的。所以，加大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是唯一可行的。
20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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