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10年之后将超过美国。我们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也可以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全面建立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新闻、法律等领域内自信的话语体系。建立媒体新秩序应该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西方最近爆出的默多克事件，可以为中国探索媒体新秩序提供一些反思和借鉴：

第一，绝对权力必然会导致绝对腐败，媒体也无例外。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媒体被看成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力。默多克事件曝光后，人们发现媒体能监督别人，但别人很难监督它，事实上也成了一种绝对权力，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要做坏事。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监听了四千多人，历任的英国首相都必须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否则就会遭到打击，甚至落选下台。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媒体到了不受社会监控的地步也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在中国国内，我看这个问题两三年后恐怕也要提到议事日程。一种权力无限膨胀，就很难避免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困局，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是要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

第二，过分的商业利益驱动，使不少媒体迷失了方向。西方媒体的这个倾向是公开的，这在默多克事件中也有反映。默多克本人就主张用大幅降低格调来提高发行量。这个问题在国内也很严重，许多市场化导向的媒体，都无可避免地为商业利益所左右，为了提高发行量什么都可以做，如夸大负面新闻、以偏概全、煽动情绪，这些情况已经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的媒体新秩序中，需要确立中国人自己的理念，如强调媒体的教育功能和社会责任。教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是西方也承认的，中国民意也会高度支持，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格局。英国销量大的报纸中，《世界新闻报》格调不高，《太阳报》格调更低。中国销量最大的《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质量比它们好得多，所以中国媒体人对超越西方媒体可以抱有信心。

第三，媒体需要有伦理底线。默多克一直以知情权为借口，但知情权也要有一个度。在英国，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知情权被滥用，造成了大量监听，侵犯了隐私权。在新的媒体秩序中，应该以法律为依归，如果滥用知情权到侵犯隐私的地步，就要通过法律等手段来纠正，达成权力之间的平衡。另外，媒体不能助恶，只是一条伦理底线。先前国内发生了针对儿童的凶杀案件，一些媒体就开始追究所谓的深刻社会原因，这种貌似高明的言论实质上是诱导社会容忍犯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一致主张打击恐怖主义，没有人追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保持了最起码的底线和社会团结。这次英国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平定骚乱，英国媒体也明确支持政府的决策，但如果类似事件是发生在中国，国内媒体会怎样反应呢？这说明我们一些媒体不再有伦理底线，愿意为各种恶性犯罪案件开脱。印度火车事故年年造成上万人伤亡，印度媒体不追究制度原因；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家庭平均资产缩减四分之一，其间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失职十分明显，但美国媒体不追究制度原因。而在中国发生任何问题，一些媒体最后都会上纲上线到要追究制度原因，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媒体理念亟待更新。当今信息发达，新闻事件很多，报道出来的可能只有1%都不到，媒体的选择偏好就至关重要。现在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认为只有负面报道才叫新闻，导致了“负面消息综合症”。新一代媒体秩序的理念应该就是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三七开就是三七开，七三开就是七三开。仅仅为了发行量点击量而无节制地渲染负面消息，给自己带来的是利润，给社会带来的却是创伤。一些媒体人愿意学习西方媒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报道风格；报道十分详实，但最后传递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却是错的，这种所谓新闻的专业主义，实际上很肤浅的。

我们的新闻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话语体系。西方现在整体上陷入颓势，而中国崛起气势如虹。在经济上赶超西方之时，我们在制度和理念上也要更上一层楼，最终确立中国人自己的新闻观，推动形成新一代的媒体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