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到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获得绿卡并完成身份改变和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办理亲属团聚手续，由此引发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这个浪潮的内在目标，是享受移民国的社会福利待遇，而其背后，正是中国医疗与社保制度的严重残缺。
21世纪初，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跟第一阶段相比，留学年龄普遍下降，多以中学生为主，欧洲街头甚至出现中国小学生的身影。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是为了躲避这种畸形制度带来的教育危机。
21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以商业投资移民为通道，移居美、澳、加等国，而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这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最新的第六阶段从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
所有这些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故事的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游客，对邮轮的危机浑然不觉，他们醉生梦死，继续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作为中下阶层的隐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
向外移民本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开放性政策，有必要长期保持其连续性，以便提供生活的多样性选择，但中国官商们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
(作者朱大可，摘编自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 http://opinion.cn.yahoo.com/ypen/20111209/748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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