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与法国智库谈“中国模式”
12月6日，陪同国内一位学者访问了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并参加了“中国模式及其未来”研讨会。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是法国外交部六大智库之一、全法三大智库之一，对法国的政治、国防、外交有着重大影响力。以下为本人简短发言（文字稿和发言稿略有删改）。
我就谈两点。第一，就是西方经济危机下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西方发生经济危机至今已经四年，危机的发生以、西方应对危机的无效以及不得不向中国求援，使得中国社会普遍感到我们自己的模式是行的通的。尽管中国的模式同样有很多问题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环球时报做的民意调查表明，6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国情，“完全可能或有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从主流上已经摆脱民主就是西方模式的羁绊。这一次西方危机也使得中国社会形成共识：西方不再是我们未来的榜样。（注：这应该是为什么大陆所有门户网站罕见的直播台湾大选电视辩论会的原因，显示了中央政府的自信，对自我模式的自信。凤凰网有六十多万人参加的民意调查也表明，近六成对三个候选人的表现都不满意，近七成认为无意义或弊大于利）
第二就是如何理解中国模式。我认为有五点十分关键。一是中国政府十分强势。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延续，是内生性的、继承性的。无论是过去搞计划经济还是今天搞市场经济，政府一直是起主导作用。（注：今天中国哪怕出现一起校车车祸，也都会把责任指向政府。这实际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外在表现。包括自由派、媒体、民众都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做出共同的反应。这或许是自由派的悖论：如果想改变政府的强势存在，就不应该事事归究于政府。但如果不批评政府，他们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念）
二是国民性的勤奋基因。无论哪个阶层，都是如此。而中国政府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试图改变。比如，中国不会像法国一样立法禁止星期天营业。在各种经济增长要素如土地、资金、劳动力确定的情况下，勤奋与否将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注：德国和法国就是明显的对比）。
三是国民性的储蓄基因。中国的高储蓄率全球闻名，一直在50%以上，而美国的储蓄率为百分之十左右。中国的高储蓄率与东亚地区“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中国政府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是这种“量入为出，有所节俭”的传统息息相关。当然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现实性原因。高储蓄率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更有防范危机的作用----实际上储蓄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所以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国，但80%是自有资金，只有20%是通过银行贷款。但在美国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银行对贷款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如果贷款买了车，就不可能再贷款买房或其他消费。但在西方，一个人是可以同时从银行得到数笔不同的消费品的贷款。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出现西方这种债务链型的经济危机。
四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投资。与西方不同，这种重视和投入是跨越收入阶层的。任何阶层都把教育视为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所以尽管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例不高（绝对数并不低，就如同日本军费虽然不能超过GDP的1%，但绝对数仍然是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国民素质远超过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可以迅速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注：印度之所以赶不上中国，不仅在于它所实行了已经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无法解决人口爆炸、不平等的种性制度、宗教冲突、性别歧视、比中国更为严重的腐败、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无法解决高企不下的文盲率。所以它人口再多，红利再大，都无法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就业、发挥人口资源优势的制造业）
五是中国的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衡量一切的标准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手段。所以中国可以跳出“民主”还是“专制”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只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它是什么、被贴上什么标签并不重要。中国的制度如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世界则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各种制度运行的结果就是今天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阿拉伯的全面革命和动荡，只有中国保持稳定和高速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制度可以保持灵活性，但无法保持稳定性。阿拉伯社会可以保持稳定性但无法保持灵活性，而只有中国同时做到了。
以上五点可以说就是中国模式的内涵或者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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