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5日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 重庆模式被彻底否定.而就在同一天,.<<武训传>>原版电影被解禁.这绝不是某种巧合,而有其特定含义。
对<<武训传>>的解禁,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这些媒体对毛泽东发起的批判<<武训传>>运动,都持否定态度.<<羊城晚报>>发表何农的文章,认为“这样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底层人物为改变自己和众人的命运而兴办教育的影片，用现在的归类法，完全可以归入励志片一类；而武训也可称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武训传>遭遇了万劫不复的命运,是历史的痛.”<<千龙网>>的文章认为《武训传》解禁，或可让电影回到电影本身，电影制造就会既遵从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又获得足够的自由独立性，这将有望赢得国内外观众的青睐，尤其能像美国大片一样抢占别国票房。人民网上李庄发文说“运动对事物的性质估计不很准，上纲又高，且言词粗暴，开以后对思想问题作政治批判的先河。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带头上纲定性，甚至发号施令，做了党报不该作的一些事情”.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文章都未提及毛泽东发动批判<<武训传>>更真实的原因.毛泽东在《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中说: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而当时很多人歌颂的武训,难道就真的没有问题吗?电影中的武训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李闯王和洪秀全所发起的农民起义是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就不会有北伐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实质性的成功,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要素。每一个朝代到了腐朽不堪的时候，农民被逼的走投无路，才会起来反抗，推翻旧政权。也正是由于这种反抗性，清廷出于维稳的目的，才授予武训“义学正”封号，并赏赐黄马褂，以向全社会宣传武训这种奴性思想。
武训至死也未想明白自己读不上书并吃了很多亏的真正原因在于清廷封建制度的腐败，他以为只要自己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都读上书，就能让他们免于受人欺负。他不明白，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即使穷人识了字，依然会受到权贵们的欺凌，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比如现在的社会，法律是权贵欺压普通百姓的武器，而权贵们则可为所欲为，百姓虽识字却有冤无处告，甚至有的被劳教或被精神病。
武训的那种愚昧懦弱的心理，在现在的国民当中，依然具有普遍性。比如我们会不时看到某些地方老百姓为抵抗暴力强拆而不惜自焚的报道。而就在本月19日，为请求政府停止拆迁，四川攀枝花市某村一些村民到政府门口下跪。看到这样的情景，让人感到悲凉，政府本来是为老百姓的利益提供服务的，但现在老百姓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政府的侵害而向政府下跪乞求。在某种意义上，老百姓的懦弱是对政府胡作非为的一种娇惯与纵容。正是为了防止发生百姓受权贵欺压的局面，毛泽东当年才发动批判《武训传》运动，教育百姓认清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唤起他们对不公平政策的反抗精神，祛除逆来顺受的懦弱习性。毛泽东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国民性进行批判与改造，而当时和现在的众多评论，都只是就武训个人而言。不站在同一高度，是无法深刻理解毛泽东的用意的。即使单评武训，他可敬的地方也只是在于他对于穷人家孩子的爱心和一生坚持不懈乞钱办学的恒心。而他为乞讨不惜自辱和不讲原则的下跪则是不可取的。
至于现在社会是否需要宣传武训的助学精神，我认为在政府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年代，我们很需要；而在政府肥己薄民的时候，则不仅不应该，反而必须追究政府的责任，不能权贵们用瓜分的国财 吃肉喝酒，却让普通百姓捐出仅剩的骨头。
今后歌颂武训的报道,还会越来越多,因为这符合权贵阶层维持稳定的意愿.但愿民众能看清真相,不被这类妖言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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