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好十八大，首都、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加强了警戒，报纸上登的消息说：二千多名代表开会，两万多人来警卫。
大会前，北京全城清场，整个城区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凡外地来京上访者，全都强制押回原籍监管，武汉被押解回来的上访人员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他(她)们对这种践踏宪法的作为很是愤慨。
这种“维稳”，埋下的却是更大的动乱。
我忽然突发奇想：能不能把这种“堵截”变成“沟通”呢?上万的访民想向党诉说老百姓的事，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机会啊!我们不是常说“情为民所系么”，为何送上门来又阻断这个“系”呢?
在技术上，这也不难，不是有两万多名安保吗?只需二十分之一的力量，一千人，稍加训练，就可以上阵了，一千张桌子，摆到天门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周边，来它个十万上访者也不害怕，一人一天接十个人，一天就一万，十天就是十万。这不比二万多人搞安保要省事得多，大会也开得安定，活跃得多。
我这个奇想不是胡思乱想，我亲身就经历过。
一九五八年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举行，会场就在中心城区的“洪山宾馆”。会场周围，既没有警戒森严，也没有见到交通管制。
会议期间，朝鲜首相金日成将军来华访问，路经武汉，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在停机场旁，他们有的到欢迎群众的队伍里聊天，也有的把会议讨论的问题继续争议。
李先念同志是我们新四军老五师的师长，武汉地区有很多老五师的干部都站在他的身边问候。他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很有风趣，他说：人民公社什么都不要钱，实行共产主义，我看办不到，吃饭可以不要钱，上学可以不要钱，穿衣、看戏、旅游这些不要钱那就搞乱了，昨天晚上，我们看陈伯华的“柜中缘”，都喜欢看，人人都想看，不要钱，把个陈伯华累死了也办不到。再说，看戏时还有前排后座，人人都想坐前排，不要钱，那不抢得打架才怪哩!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群众队伍里，也发出了一片笑声和掌声。
晚上，我要进洪山宾馆送审新闻稿，骑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门前没有盘问，进门之后，有两位看似警卫、又像是服务人员问我找谁?我说，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其中一人把我引进吴冷西同志的住房。走出宾馆，门前似乎有些冷清，和平时没有什么差异。要是今天在这里开“中央全会”那还了得!
一九六二年初，在北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会。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干什么?叫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出什么气?出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党的工作出现的偏差和失误的气。
我虽然没参加那次会议，但浓烈而紧张的气氛，我是直接感受到：在会议期间，从省委到公社的代表，不断找报社要材料——大炼钢铁的、放卫星的、一平二调的、浮夸风的……。
要这些材料干什么?要出气。要揭露、要批评、要检查、要检讨。
不久，我们真偿到了“白天出气”是个什么味道。七千人大会后，湖北省委也接着开了一次相同性质的五级干部会。在会议期间，报社请了一些基层的代表开座谈会，征求对报纸的意见。座谈会一开始，代表们就“开火”了。有位公社干部头上缠着白帕子，他说：“湖北的‘五风’从哪里来?就从你们报纸刮起来的，是防空洞里的阴风鬼火。‘天上呜呜神，地下赶麻城’，亩产水稻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的卫星一放，我们不相信，骂我们是花岗岩脑壳，逼我们搞万斤苞谷，还批保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王书记(王任重)讲的嘛。到年底，饿肚子你们这些摇笔杆子的大秀才们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喝苞谷掺野菜?……”
在走廊里，我碰到省长张体学，我向他诉苦说：“一上阵就是炮轰，骂得我们抬不起头”。他说：“硬着头皮听下去，只要他们不动手就行了”。我说：“心里难受啊!不是滋味”。他说：“我们过去动不动就训人、压人，现在人家来训我们有什么不好”。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只有这样骂，才能把我们这些人骂醒。我们的教训是：这一辈子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临走，他还加了一句：“蠢得像猪”!
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了一段话，刻骨铭心：“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开起会来把群众驱赶，走起路来把道路封闭，把向党诉求的群众关起来，把对党的工作提出批判的网站封起来。加的罪名是“攻击领导”。领导为什么不能“攻击”，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吵得还打架，还是丑闻。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不能批评领导，这更是丑闻。这些“领导”人怕什么?说穿了，还是“心中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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