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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从五个视角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孙锡良 · 2013-11-09 · 来源:孙锡良的博客

从五个视角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自今春以来,有关“三中全会”的话题几乎没有断过,媒体抛出的谣传方案很多,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很想把本次“三中全会”炒成N年前的那次会议,到底如何理解这种媒体声音呢?

在我看来,大家至少要清醒地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把国家的未来命运和希望寄托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是不智之想。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样想呢?多源于几十年前的那次“三中全会”。年轻一代人几乎都认为那次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会议。我不认同此结论,那次会议是重要,但绝对算不上标志改革开放起点的会议。我在几年前就谈到这个问题,不再复述。今天我想说的是,那次会议的历史性转折是“高层权力结构”的转折,而不是改革开放的转折,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实现了轮换。权力组合的变更主导了后面很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走向,甚至对宪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也是本次会议被高度关注并高调宣传的最重要原因。

一次全会,不可能是决定国家命运之会。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加之现代新形势的剧烈变化,矛盾错综复杂,不可能期望一次会议发生转折,十八三中全会承载不了这样的重任。但是,这次“三中全会”又的确重要,重要性在于这是新领导层谋划自己治国战略的第一份答卷,开得好,后面的路会更加顺利,开不好,社会震动和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

第二,中国不能在“三中全会”做出太多太大的颠覆性转折。就在今年,中央反复提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说明中央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向上总体是正确的,理论是坚实的,制度是相对完善的,也是具有先进性的。如果本次全会推出过多有悖于“三个自信”的颠覆性决策,相当于执政党在言行上会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这是最高决策层必须也应当考虑的大原则。

不可能在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出私有化和全面“国退民进”策,若提出,则表明中国将进行新的道路选择,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易也不宜越出的一步,宪法摆在那里。

不可能提出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未来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主体理论,即使行新自由主义之实,也不敢正新自由主义之名,因而市场化决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自由化。

不可能提出政治制度的“普世论民主改革”,宪政的争论还没有理清,普世的说法还没有公论,执政党如果在自己的“全会”主动提出西化式民主改革,无异于对自己言行的自我否定。即便再花些时间重新探索,也不至于会在“三中全会”中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要点。中国的民主政治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执政党是该考虑了。到底如何推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民主改革?希望各方面理性合作,做一些周全的考量。实际上,适合中国民主道路的民间方案早已存在,只是上面不见得会采纳。

第三,媒体炒作“三中全会”的重要立意是借机施压。媒体不厌其烦连篇累赎地反复高调爆炒这次会议,一方面是想看到本次会议能产生一些亮点性改革,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逼迫政府拿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改革举措。最近几个月,精英、学者、商人、外国人、资本家开了无数次高端会议,写出了无数次战略报告,形成了无数要求政府改革的所谓“倡议”,一些权威巨头甚至抛出了“死路一条”、“崩盘论”和“时间无多”等威胁性语言,其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很简单:“三中全会”就得按我说的做,不做,你们危险了,做了,中国前途一片光明。

这些人的水平是不是就真那么高呢?他们所说的“国退民进”、“土地私有化”、“自由化”、“政治体制改革”等是不是有那么神呢?我看是没有的,我已经多次谈了这四个问题,总而言之,他们实际上告诉共产党:我的牌抛出来了,就这几张,你应是不应?国内外媒体如此积极地高调呼喊决不是想帮共产党拉抬指数,他们是想先抬高骄子,再猛砸骄子。

作为执政党,一方面要充满自信,另一方面也不要盲目乐观,更不要把调门提得过高,不要自我给会议标注不切实际的期望值,要尽可能低调规划会议内容,调子喊得越高,失落感产生的痛苦越深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里程碑”不是随时、任意、随处可立,伟大的成绩出来了,在没有立碑的地方,人民会主动补上那块最弥足珍贵的“口碑”。

第四,“三中全会”决不能开成炸豆子的会议。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出些波折很正常,有些矛盾也很正常,关键是执政党要及时看到问题和矛盾,把已经设定的政策落到实处,以期尽快化解矛盾问题,既然道路、理论和制度都是有自信的,落实就是最大的改革,不落实,你天天开大会,天天出好政策,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漏洞百出,问题成堆。

有些人老认为,如果中国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中国的政策就难以落实,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选票制国家也不见得就能包治百病,美国也不是每个制度在全国都能执行得好,中国可以推进选票民主往前走,但不宜迷信选票。“三中全会”如果推出一些不成熟、无法落实且引起思想混乱的“大转折”政策,那么很有可能将中国变成一个炒豆子的大锅,一揭开锅盖,豆子就会爆翻,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力将极大。

第五,检验“三中全会”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是人民性。这里所说的人民性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一个会议,不管你推出多少政策,推出多么震惊世界的改革,如果最终得利的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毫无疑问一定是失败的改革,这样的会议也绝对是失败的会议。我认为,“三中全会”要开好,一方面要推出至今没有定形的大政策,更重要的是与百姓切身紧密相关的政策,比如养老体系改革、税收体系改革、财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住房体制二次改革等等,这些民生改革既直接与百姓利益相关,又不与根本制度相冲突,做得好就能解决很多现实矛盾,也能赢得人民信任。

本人建议中央要慎重考虑,把重点放在民生上面,并把政策落实用时间表固定阳光化公布,让老百姓有可对照的考核标准,不合格的官员,老百姓可以呼喊他下去,少在决策中加些“原则上”、“尽可能”等模糊性语言,论证充分的政策大胆推出,吹牛唱高调的剧本少写。

我希望“三中全会”能开成一次多数老百姓得实惠的大会,而不是开成一次口号响亮的大会;我希望“三中全会”开成一次弥合社会分歧的大会,而不是开成一次撕裂群体感情的大会;我希望“三中全会”开成一次独立自主的大会,而不是一次取悦世界的大会。

(因“三中全会”比较重要,转载者请不要改动原文,以免引起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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